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太平洋，苏门答腊岛，旧港（今巨港）。
虽然艳阳高照，但是遮天蔽日的船帆形成的巨大阴影将码头覆盖得严严实实。水面上一艘艘马船忙碌地穿梭在港口和离岸不远的众多巨舰之间，将成箱的绿豆、黄豆和其他物资运送上巨舰。当地人成群结队地聚集在岸边，像看戏一般围观着这一幕。他们注视着巨舰，不时发出啧啧的惊叹之声。这些大船每艘长度都在一百米以上，船上置有楼阁，在船舷和上层的甲板还配置着一门门火炮，远远望去好似海市蜃楼一般雄壮又富含魔幻色彩。
不论是岸边还是船上，忙碌的工作人员都身着明式服饰，还有一些人身着官服。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中国人出现在千里之外的太平洋上？你肯定想不到，这里就是五百多年前明朝在太平洋的苏门答腊岛上设立的军事基地——旧港宣慰司，而这时停靠在这座港口的庞大舰队正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郑和船队。此时此刻，郑和的舰队正在旧港进行第六次下西洋的舰队补给。
在亚欧大陆的东西两端，人类都蠢蠢欲动地把眼光从大陆移向了蓝色的海洋。1417年，葡萄牙人占领了非洲大陆北岸的休达。他们从当地的商人口中得知，穿过死亡禁区撒哈拉沙漠，就能到达传说中的沃野天国，那里满地都是黄金、象牙和胡椒。这时的欧洲人正苦于阿拉伯人对传统商路的控制。但问题来了，怎样才能穿越茫茫的撒哈拉大沙漠呢？葡萄牙人将目光投向了海洋。
果然，走海路，他们很快就到达了那片向往的“绿洲”，这里真的充满了财富。公元1448年，葡萄牙王子恩里克在北纬20度的阿奎姆岛建立了欧洲人在非洲的第一个殖民据点，从此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在此后的二十年内，葡萄牙征服了撒哈拉地区并开始了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奴隶贸易。而恩里克发现的绿洲就是现在的塞内加尔。
同一时期的亚欧大陆东端，大明朝早已开始了一场开创人类航海历史的伟大壮举——郑和下西洋，但郑和船队的航行目的绝对不是为了黄金与奴隶。
“婆罗，又名文莱，东洋尽处，西洋所自起也。”明朝时的西洋并非只指欧洲，因为明朝的首都在南京，千百年来的天朝大国思想，让历代的封建王朝的统治者认为中国就是世界的中心。以首都南京的经度划线，地球就理所当然地被分为东西两部分，虽然当时的人们还没有地球和经度的概念。
时间回到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刘家港（今苏州太仓市东浏河镇），郑和舰队第一次下西洋。
上百艘各式各样的舰船聚集在这里，为首的巨型宝船上高悬着“明”字和“帅”字旗。旗门正中，一人身着蟒袍，内穿鱼鳞细甲，手握佩剑，相貌英伟。随着他一声号令，岸上彩炮轰鸣，几百艘巨舰鱼贯出港，大明的舰队开始了划时代意义的世界性远航。而在旗门正中的统帅就是舰队的司令官——郑和。
郑和原姓马，出生在云南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家庭。从《郑和家谱》中“咸阳世家”字样推断，郑和很有可能是元朝名臣赛典赤·赡思丁·乌马儿的后代。后来乌马儿的后代在云南世代与汉人杂居的过程中，逐渐地同化形成“马”姓。郑和的父亲曾被授予“哈只”的头衔，在穆斯林教徒中，只有完成麦加朝觐的人才能被授予这个令人尊敬的名号。彼时的明朝，身处西南的穆斯林前往麦加的路线是从云南出境到达缅甸，顺伊洛瓦底江出海到达印度的加尔各答，休整之后再历经漫长的海上航行横穿印度洋到达阿拉伯湾进入阿拉伯半岛。可以看出，这与郑和下西洋时的航线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从小父亲就给郑和讲述前往麦加旅途中的奇闻异事、所遭遇的艰难险阻，以及异域各国的风土人情，在郑和幼小的心灵里早已埋下了向往大海的种子。
另一方面，郑和虽然是个宦官[1]，但他形貌英伟，声音洪亮。正因如此，朱棣早年就将郑和收在府中。北平的燕王府中藏书丰富，郑和在这里开阔了自己的眼界。不仅如此，郑和在军事指挥上也有着惊人的天赋，在后来的靖难之役中经常为朱棣出谋划策甚至驰骋疆场。建文元年，建文帝大将李景隆的军队与燕王的军队在京郊郑村坝对决，郑和就在此战中请缨亲率敢死队突击李景隆的军队，随后朱棣指挥军队大败敌军。郑和也因为郑村坝对决中的英勇表现被朱棣赐姓“郑”，改名郑和。
熟悉航线，有勇有谋，于是舰队司令官的位置就落在了郑和的头上。
郑和的舰队驶出刘家港已经好几个星期了，得益于先进的舰队保障，船员们的精神依旧饱满。郑和的航海行动不仅在时间上早于西方大航海时代，装备上也是碾压对手。著名的哥伦布探险船队旗舰“圣玛利亚”号排水量只有120吨，船长23.66米，整个舰队的船员不足百人。
再来看看郑和的舰队。郑和的舰队总共有百余艘大小舰船，严格来说郑和率领的是一支“特混舰队”。整个舰队由旗舰、运输舰、补给舰、战舰四大类组成。
旗舰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宝船。最大的宝船有十二面风帆，长约148米，宽约60米，排水量在万吨以上，人员配置在800人到1000人之间，是哥伦布探险船队旗舰“圣玛利亚”号的100倍。还有一种常见的型号是长约61.2米，宽13.8米，排水量在1000吨左右的六桅木帆船。宝船通常采用分段式船身结构，这样的做法类似于我们现代舰船的水密隔舱，既增强了舰船的抗沉性，又可以利用不同的舱段分别储藏不同的货物。要知道，在漫长的航行中，像茶叶、香料这些货物单独存放是十分必要的。
不同于现代舰船，宝船的舰桥设置在船尾的舵楼上，这里是高级军官的住所和指挥室，整个宝船从船底到舰桥最多可分八层，在甲板上除了火炮、操帆绞盘外还留出了专门供士兵习操活动的场地。
宝船的桅帆采用纵帆布局、硬帆式结构，这样的结构是为了让船只在海上更好地借助风力航行。与同时期欧洲帆船的分段软帆不同，硬帆结构拥有极高的受风效率，且调整灵活，能有效利用多面来风。同时宝船在两舷和艉部设有长橹驱动，在无风的时候也可以保持一定的航速。宝船为了进一步提高稳定性，还使用两舷披水板，用来抵消航行中两侧的晃动幅度。宝船的船舵采用可升降式，根据需要来调整舵叶的入水深度，使舵不受影响。
至于武器装备，宝船更是碾压同时期的西方战舰。据《续文献通考》记载，明代武装海船的标准武器配置是：手铳16只、碗口铳4门、火枪20条、火攻箭20支、火叉20把、火蒺藜炮10个、铳马1000个、神机箭20支等。
从明代《武备志》[2]等文献分析，郑和舰队的火器装备主要分为击发类和燃烧类。明代铳（类似于枪）与炮没有较为严格的区分，火器的口径在10厘米到20厘米，射程在100米到500米不等。郑和的舰队配备的武器更是远超标准，每艘大型战舰大概配备有击发性火器60件到100件。而火攻箭、火枪、火蒺藜这些都属于燃烧性火器，主要靠投掷到对方的舰船或者阵地中起到杀伤作用。此外，郑和舰队还装备有很多“秘密武器”。比如水雷，其设计原理是将炸药密封好绑在木板下，再坠以石块，由船员潜入海中将其偷偷地固定在敌舰上，预留出较长的引信最后引爆。还有一种名为“没奈何”的火器尤为引人注目，别看这个武器的名字很搞笑，但其杀伤力之巨大令人咂舌，有点类似于现代的集束炸弹。它是把火药、弹珠固定在芦席里卷成圆筒，再装上引信，使用时将“没奈何”绑在长竿上，靠近敌船时点燃引信让其落入敌船燃爆，爆炸时弹珠四射，杀伤范围巨大。如此恐怖的武器装备，让郑和的舰队成了那个时代的“海上霸王”。
郑和的舰队每次出航都在50艘以上，指挥如此庞大的舰队远航与作战，没有一套完善的指挥体系和航行工具是不可能完成的。郑和的舰队不但做到了，而且还发明了用于夜战的指挥方式。
据《西洋记》[3]记载，郑和舰队“昼行认旗帜”。早在600年前郑和的舰队就用上了现代海军的“旗语”。“夜行认灯笼，务在前后相继，左右相挽，不致疏虞。”在夜间则按照灯笼的信号联系调度。
除了大小型战舰之外，郑和的舰队中还配有用于作战和联系的快速马船、专门用于保障淡水与补给供应的水船和粮船。
可以想象一下，在广阔的洋面之上，巨大的战略舰——宝船航行在舰队中央，巡洋舰——小型的宝船在前方开道；舰队左右游弋着护卫舰——巡航联络的马船；宝船后方跟随着补给舰队——粮船与水船，远远望去就如同一座座超级堡垒在海上缓慢地移动。正是强大的武装力量，才保证了郑和舰队在航行途中的安全与威服四方。
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明州。
较几十年前千帆出海的盛景而言，这一年的明州显得萧条而落寞。港口和市镇的街道中再也没有几十年前操着不同语言的商人讨价还价的热闹场景。“今后咱们这里就要叫宁波了。”一个老人淡淡地说道，可以看出他的眼中充满着沧桑与故事，而他说话的语气中透出了一丝的无奈与惋惜。让空间向北飞驰四百公里，帝国首都的皇宫之中，洪武帝正在喃喃自语：“实行海禁，朕希望明州真能像赐的新名字那样，海定波宁。”此时明帝国的海禁已经实行整整十年了。
然而就在二十年后的永乐三年，郑和的舰队却受到永乐帝的指示，代表国家开始了颇具外交风采的“全球性国事访问”。我们都知道，封建社会中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祖宗成法不可违”。那为什么朱棣一上台就迫不及待地要违反海禁，组织大规模的远洋航行？
《明史·郑和传》中说：“成祖疑惠帝（建文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于是百年来民间野史不断有人爆料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寻找建文帝和在靖难之役中遗失的国玺。现在来看以朱棣当时的文治武功和政治手腕，能不能找到建文帝对其的威胁实在是微不足道。至于国玺，朱棣更是不缺这一枚小小的“公章”。
建立一个以明朝为宗主国的国际秩序，让万国来朝、四夷臣服，对靠夺权登上皇位的朱棣来说，才能够更好地巩固皇权的正统性，因此建立朝贡体系才是郑和下西洋最重要的目的。
与西方大航海时代的殖民掠夺性质的海洋拓展有着很大的区别，中国长期以来的农耕文化和儒家思想，让统治者一直以世界中心和天朝上国自居。中国的对外贸易基本上是本着“厚往薄来”的原则，就是一定不能让小兄弟们吃亏。郑和的船队如此庞大，除了要携带舰队航海的补给之外，还运载了众多的财富与珍宝，以供在与西洋诸国交往中使用。
公元1488年2月3日是西方地理大发现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历经了十几天的海上风暴之后，迪亚士的船队到达了非洲南端的莫塞尔湾，并发现了非洲最南端的厄加勒斯角与西南端的风暴角。欧洲人终于发现了进入印度洋的航线，这时他们仿佛已经能够闻到东方的香料与肉桂的味道。虽然这里是航海家的地狱，惊涛骇浪长年不断，葡萄牙国王约翰二世还是将这块地方改成了“好望角”，因为通过这里能够到达富庶的东方。而郑和的远洋航行比迪亚士的地理发现早了近80年！
郑和七次下西洋的时间横跨永乐至宣德三朝，最后一次远航于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结束。江苏太仓，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江南城镇因为郑和下西洋而被世人所瞩目。在元代之前，这里还是个住户不足百人的渔村，但是进入元代以后，这个村落就飞快发展了起来。在对外贸易最发达的时候，这里聚集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商船，集市中黄色、黑色、白色各色人种聚集交易，太仓也被誉为“六国码头”。这里水网密布，粮食等物资供应充足，积累了丰富的造船经验。明朝初期虽然实行海禁政策，但是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开始，明政府就从来没有停止过这里的海务建设，分别在这里建造了造船厂、码头仓库等，从那时起这里就承接了千吨级的海船建造。因此，太仓自然而然地成了郑和下西洋船队的出发点。
郑和的舰队在太仓集结休整完毕后，庞大的舰队起锚驶向福建长乐太平港，他们需要的最重要的一样东西便是季风与洋流，这是在没有机械动力的那个时代船只航行最重要的条件。郑和前后七次出海，航线主要分布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先后抵达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包括爪哇、苏门答腊、苏禄（以菲律宾苏禄群岛为统治中心的酋长国）、彭亨（位于马来半岛东部）、真腊（今柬埔寨境内）、古里（今印度南部古国）、暹罗（古泰国）、榜葛剌（今孟加拉国）、阿丹（今亚丁湾西北岸一带）、天方（今红海东岸一带）、左法尔（今阿拉伯半岛南岸一带）、忽鲁谟斯（今伊朗东南）、木骨都束（今非洲东岸索马里一带）等地。
郑和的舰队是如何确定海上的航线的呢？答案是罗盘，就是这个被我们的祖先用来看风水的器具成了“导航系统”。另外舰队还配有“牵星板”，这个神奇的“黑科技”类似于西方航海家使用的六分仪。凭借这些先进的技术，郑和不但出色地完成了七次远洋航行的壮举，还制成了《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官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也就是传说中的《郑和航海图》，图中详细地记录了自刘家港至东非的详细航线以及水文气候状况。遗憾的是，图纸的原稿在历史的长河中已经遗失，我们只能在《武备志》中寻找到相关目录。
除了航线问题，远洋航海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补给，尤其是维生素的补给。茫茫大海，除了惊涛骇浪之外，败血症是船员最大的敌人。西方早期的航海活动中通常通过橙子、洋葱等食物来补充维生素，但是这些食物的补给十分困难，且保质期短，那么郑和的船队是怎样解决这个棘手的难题的呢？郑和的舰队会携带大量的黄豆与绿豆，聪明的船员会利用这些食物在航行的途中发豆芽，以此来保证船员维生素的补充。可见中餐在提供美味的同时也是保命的手段。
令四夷臣服是郑和船队的主要使命，但是官方的贸易往来和民间的互市也是在远航途中重要的交往行为，郑和下西洋不但宣扬了国威，而且构建了一条联系大洋各国的海上丝绸之路。
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在新都的永乐皇帝心情大好，因为北京迎来了以苏禄国三王（东王巴都葛叭哈喇、西王麻哈喇葛麻丁、峒王巴都葛叭喇卜）为代表的三百多人的大型国事访问团，并向大明递交了金缕表文的国书，还给皇帝送上了珍珠、玳瑁等礼物。朱棣龙颜大悦，在册封了国王之后，赏赐了苏禄使团宝物无数。据《明史》记载：“明成祖赐印诰、袭衣、冠带及鞍马、仪仗器物，其从者亦赐冠带有差。”使团回国时，“各赐玉带一，黄金百，白金二千，罗锦文绮二百，帛三百，钞万锭，钱二千缗，金绣蟒龙麒麟衣各一”。不知道是过度兴奋还是水土不服，苏禄国使团回程途中，东王巴都葛叭哈喇一病不起，长眠于大明。东王二子安都禄、三子温哈喇在为父亲守孝三年之后选择留在中国。
郑和在出使的过程中也带回了很多外来“物种”，比如麒麟（长颈鹿）和榴梿。永乐朝逐渐以这样的方式建立起万邦认可的朝贡体系。西洋的诸国由于宗教信仰、地域和郑和出使的频次等因素，对中国文化并没有很深的认同感。
郑和团队在完成了政治任务之后，会与各国进行国家之间的贸易。比如到达古里时，国王就召集了国内的富商与中国商队进行集中贸易，这种交易时间有时会长达几个月，在交易过程中还有专业的商业经纪人从中斡旋以平衡双方需求。在完成了朝贡、政府贸易之后，还催生了民间的互市。
在郑和下西洋这样大规模的国家政治、贸易行动的影响下，海禁政策在实际执行中得以放松，沿海之民“往往私造海舟，假朝廷干办为名，擅自下番”，南洋的一些国家也冒充使者来中国进行商品交易。为什么东南沿海的居民这么热衷于海上贸易呢？分布在东南沿海的福建、浙江、江苏等地被以东南丘陵为主的地貌所占据，“三山六海，田居其一”，导致了田少人多的情况，这很像西方商业文明诞生的地中海地区。由于先天的自然环境使得人们不能够自给自足，两地的人们都醉心于寻找农耕之外的谋生手段。而得天独厚的地理区位让东南沿海“近水楼台先得月”，他们放眼海洋，在对外贸易中寻找到一线生机。
16世纪的南洋海路，随着郑和下西洋和大航海时代的开启已经逐渐繁荣。东南亚地区的商业活动日渐频繁，马六甲被誉为“东南亚最繁荣的国际市场”，还有西班牙人控制的菲律宾也成为重要的国际贸易基地。马尼拉成了中国与墨西哥贸易之间的转运站，对于生活在中国东南沿海的人民来说，前往经济繁荣的南洋地区可以说是一条谋生出路，因此有明一朝也掀起了大规模的东南亚移民。在移民的过程中，中国人一度成了东南亚国际贸易的“话事人”。其实早在西班牙人之前，菲律宾一带就已经是华商林立了。初次到达这里的西班牙人看到满街的华人店铺和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人，惊讶地问他们是什么人，得到的回答是“生意人”。西班牙人于是将这些人称为“SANGLEY”，如今这个称谓在菲律宾还大多指有着华裔血统的混血儿。彼时像林凤、林道乾这样势力庞大的华裔集团，在菲律宾当地甚至设有武装据点，俨然国中之国。
郑和下西洋这样的伟大壮举，如果没有强盛的国力支持是无法实现的。据不完全统计，仅仅是前三次下西洋的费用就达六百万两白银，这也从侧面显示出了明朝前期的国力强盛。明廷组织的航海活动要比西方的地理大发现早半个多世纪，在中国历史上也是难得一见。由于郑和下西洋的推动，在成祖一朝共有来华使节318次，实现了成祖“威德遐被，四方宾服”的愿望。在下西洋的过程中，郑和的船队还成功开辟了经由印度南部马尔代夫海域横穿印度洋到达红海以及非洲东海岸的海上新航线，郑和本人也在第四次下西洋的过程中亲自前往伊斯兰教的圣城麦加朝圣，为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交往书写了新的篇章。
事物的发展总是存在着两面性，郑和下西洋的活动虽然完成了朱棣的心愿，但是耗费巨大，导致了明朝国力的衰弱，以至于后来不得不叫停。另外，朱棣虽然放松了海禁，但是有碍于“祖宗成法”，并没有废除海禁。郑和下西洋成了单一的“面子工程”，没有持续地促进与东南亚地区的交往和经济贸易，也让中国丧失了与近代世界接轨的好机会。像林凤、林道乾这样大规模的华商团体由于没有政府的支持，后来在大航海时代中逐渐被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赶出了东南亚地区，让本来的“先手优势”消失殆尽。明朝后世皇帝也多把海禁当祖制来遵守，从而严重限制了中外交往，甚至影响到中国历史的进程。到了清朝，清承明制，闭关政策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严重制约了中国的发展。要知道，15世纪至18世纪，整个世界都是由地理大发现引起的政治变革，世界的面貌正在发生急剧变化，以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法国为代表的西欧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正是在这几百年间完成了原始积累，大步跨入近代文明。
试想一下，如果明代官方的远航活动不中断，并且在此过程中逐渐发展成一种与民为利的现代资本主义贸易模式，那么现在的东南亚，甚至世界格局又会是怎样的？纵观世界历史，在郑和下西洋的明代，恰巧也是欧洲结束黑暗的中世纪迎来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的时代，领先世界千年的中华文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是大明王朝绝对没有输在起跑线上。在1405年到1433年间，郑和的超级舰队七次下西洋完成了跨越半个地球的伟大航行，在这一阶段里中国的航海技术、武器装备与综合国力绝对处于世界巅峰。我们可以自豪地向世界展示中国的实力与风采，郑和也当之无愧地成为与哥伦布、迪亚士等齐名的伟大航海家。可惜的是，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明朝统治者在对待海洋文化的态度上始终比较保守，这让随着大航海而形成的世界性的地区交流和社会变革发生的时候，中国却掉了队。明初规模庞大的航海行动可以说是奏响了中国迈向海洋的嘹亮序曲，却无比落寞地输在了时代变革的终点。
[1] 明初内廷有完整的机构，专为皇族生活杂事服务，直接听命于皇帝，称为二十四衙门，十二监为其中机构之一，负责掌管宫殿、陵墓、塔寺的营建和皇室内部婚丧礼仪、陈设器皿制造和采办等。太监是各监的最高长官，正四品。明朝的太监是职衔，清朝才将大小宦官一起称为太监。
[2] 明代茅元仪辑，是明代重要的军事著作。
[3] 明代罗懋登所著长篇神魔小说。虽然是小说，但是是根据郑和下西洋的故事编撰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