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永乐年间的一天，在四川的密林中，一群伐木工人正在砍伐一棵大树。

    “小心，要倒了！”随着伐木匠的一声大喊，森林中响起一阵噼里啪啦的声音，一棵参天大树轰然倒下，随后几十个人上前捆扎这棵百年巨木。这棵巨木有个好听的名字——金丝楠木。据《博物要览》[1]记载：“金丝者出川涧中，木纹有金丝，楠木之至美者。”金丝楠木极为珍贵，它木质坚硬耐腐，成材要两百年以上，自古就是皇室首选的建材，因此它还有个形象的别名——皇帝木。

    就在木匠捆扎巨木的时候，两千多公里之外的苏州砖窑中炉火通红，一大群工匠袒胸赤膊，在汗流浃背地工作，一方方“敲之有声，断之无孔”的金砖从这里生产出来。不管是四川密林中的金丝楠木，还是苏州窑口的金砖，它们都将一路跋山涉水，被送往千里之外的目的地——北京。

    永乐十年（公元1412年），大明王朝即将迎来一个充满活力的新首都——北京。《明会要》中称北京“北枕居庸，西峙太行，东连山海，南俯中原，沃野千里，山川形胜，足以控四夷，制天下”。

    纵观中国封建王朝数千年来的建都趋势，呈现出了明显的“从西到东，以北制南”的特点，将北京作为帝国的首都，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历史上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不仅加强了帝国对长城以北的广袤领土的控制力，更为南北交流与民族大融合建立起了纽带。然而在明朝，北京的定都之路却走得不是那么的一帆风顺。

    回到半个世纪前，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明朝大将冯胜带领步兵、骑兵共二十万远征辽东，盘踞在开元金山（今勃勃图山，位于今吉林省双辽市东北、农安县一带）的元将纳哈出投降，二十万元军和牛羊马驼及辎重组成了一条绵亘百余里的壮观队伍，缓缓地投入大明王朝的怀抱。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明朝大将蓝玉北征，借沙暴天气突袭捕鱼儿海（今贝尔湖）元军大本营，元主与太子天保奴等数十骑逃走，此战俘虏包括元主次子地保奴、吴王朵儿只、代王达里麻等王公贵族在内七万七千余人，元廷至此北遁。辽东与北方的平定，让朱元璋从建国初期的偏居东南变成了一统天下，全国政治形势和疆域的变化，使得洪武帝不得不重新考虑定都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成了朱元璋的心病，立朝初期就曾不断尝试迁都。

    出于对南方经济的倚仗，以及建国勋贵都是江淮子弟，明初暂时将都城定在了南京。这里处于南方中心，在朱元璋自称吴王时就是他的大本营，基础建设相对完善，政治环境良好。随着对北方作战的不断深入，朱元璋曾想将开封设为北京，但这也只是权宜之计。因为开封地处中原，无险可守，当时只是想作为北方战线的临时战略基地罢了。

    随着明帝国疆域的不断扩大，建都南京的弊端慢慢凸显出来，这个偏居东南的城市显然已经不能承担起首都的职能了。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朱元璋决定在临濠（濠州）建立中都，相比起南京来说，临濠前后两水（长江、淮水），交通便利，太祖觉得这是可以建都的地方，并且已经下令打造新的首都。临濠的建都工程持续了六年，靡费一时，后来在众大臣的一再反对下停工，朱元璋才在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下决心改南京为京师。

    在冷兵器时代，战争的指挥部离前线越近，则越方便调度。虽然扫除了辽东与北方，但是蒙古人的势力依旧存在，北面的军事压力仍然很大。从海洋望去，从辽东到广州漫长的海岸线也面临着倭寇的侵扰。从历史经验上来看，历代王朝的威胁基本上都来自北方，一旦黄河以北丧失，政权就有颠覆的危险，宋朝就是最好的例子。虽然定了南京为都城，朱元璋却仍然在谋求新的帝国首都。其实在他的心里，一直就有两个地方比较中意——长安和洛阳。特别是长安，作为中华文明鼎盛朝代周、秦、汉、唐的首都，长安在我国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朱元璋特意派皇太子朱标巡视陕西，考察建都事宜，太子西巡后带回了长安的地图和详细资料。不料朱标在第二年突然病逝，朱元璋悲痛万分，营建新都的事情就搁置了。

    虽然朱元璋没精力去考虑迁都的问题了，但是冥冥之中仍一直觉得南京作为首都不合适。首先南京皇宫的“风水”就很不好。按惯例，古代帝王修建宫殿一般遵循南低北高的地势而建，取意步步升高，江山可万代相传。但南京城里的皇宫呈现出南高北低的态势，一反常态，这在朱元璋眼中是非常不吉利的象征。另外，南京同样是无险可守，而且离北方边境太远。因此，老皇帝虽然力不从心，但对迁都的事情一直念念不忘。

    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朱元璋在《祭光禄寺灶神文》中说道：“朕经营天下数十年，事事按古有绪。惟宫城前昂后洼，形势不称。本欲迁都，今朕年老，精力已倦。又天下新定，不欲劳民。且废兴有数，只得听天。惟愿鉴朕此心，福其子孙。”可见他的不甘与无奈。在靖难之役中半路杀出的燕王，完成了老皇帝的心愿。

    朱棣作为明朝边塞九王之一，深知边塞藩王权力之大，于是登基之后采用建文帝的削藩政策，但比起建文帝的瞻前顾后来说，朱棣可以说是有条不紊地解决了藩王问题。收藩王兵权，设立种种苛禁制度约束，并且把藩王们该迁徙的迁徙，该削爵的削爵。建文四年到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徙谷王、宁王于长沙、南昌；削代王、岷王、辽王护卫；将齐王废为庶人，后来又以谷王谋反为由废其为庶人。

    藩地迁徙，护卫削除，边塞九王的问题解决了，但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朱元璋当时布置的“九王守边”成为空谈，情况变成了“四裔北边为急，倏来倏去，边备须严。若畿甸去远而委守将，则非居重取轻之道”，边患与驻军尾大不掉的问题浮出了水面。作为朱元璋的儿子，朱棣遗传了父亲对权力极强的控制欲，谁在北方率重兵守边他都不放心。于是，朱棣心生“天子守国门”的想法。《读史方舆纪要·北直方舆纪要序》[2]中说：“太宗靖难之勋既集，切切焉为北顾之虑，建行都于燕，因而整戈秣马，四征弗庭，亦势所不得已也。銮舆巡幸，劳费实繁，易世之后，不复南幸，此建都所以在燕也。”

    那么，首都定在北京就完美了吗？其实不尽然。首先，将北京作为帝都，粮食供给就是第一个难题。明代水运是相对最优的运输手段，为了建立保障北京粮食供应的“物流线”，朱棣发动了声势浩大的修河工程。

    永乐九年，从山东临清会通镇以南到徐州夏镇的一条河道上，聚集了成千上万的民夫，他们有的垒土筑坝，有的疏通河道，有的依图监工。工部尚书宋礼在河岸远眺着这一切，他主持疏通的这条河道就是明朝南粮北运的重要物流线——会通河。

    这条运河于至元二十六年（公元1289年）由元世祖下令开凿，起自东平路须城县（今山东东平）到临清连接御河（今卫河），全长二百五十多里。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元世祖又开凿了从大都到通州的通惠河，全长一百六十多里。至此，南北大运河全线开通，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紧密连接在一起，打通了京杭运河要由中滦（今河南封丘）陆运至淇门（今河南浚县）再入御河和通州至大都的这段陆路。但是黄河原武段（今河南原阳西北）在洪武二十四年决口，会通河段被毁，大运河中断。

    会通河的彻底修复长达几十年，除了疏通旧河道、新建部分河道，宋礼“又于汶上、东平、济宁、沛县并湖地”设置了新的水库，以更好地调剂会通河的水量。经过永乐朝的大力治理，会通河的通航能力有了极大的提升，每艘漕船载粮的限额提升了将近三倍。年平均运粮至京的数量，由以前的几十万石，猛增到几百万石，为建都北京提供了物质保证。大运河恢复通航后，朱棣下令废除海陆运粮，专划漕运总兵督运粮米。更让朱棣没有想到的是，大运河的恢复不仅保障了北京的粮食供应，更是带动了运河两岸的经济繁荣。

    每当漕运季节，运河上就会出现舳舻相接、千帆点点、百里不绝的壮观景象。官船、商船和民船相交行驶，北方的豆、麦、枣等作物和南方的丝绸、茶叶、瓷器通过大运河进行交易，这条黄金水道就像是帝国的大动脉一样，为南北输送着血液。

    商业的繁荣还催生了城市的兴起。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临清在会通河、卫河交汇处——临清闸另建新城，很快发展为中国北方最大的商业城市。到万历年间，临清设有布店73家，绸缎店32家，杂货店65家，典当铺100多家，粮店100多家，瓷器店数十家，客栈数百家。城内街道纵横交错，店铺鳞次栉比，街道中轿夫、挑夫、商贩等各色人等熙熙攘攘，聚集了“徽商”“晋商”，成为大运河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大运河岸边的济宁、东平也迅速成为北方重要的商业城市。

    经济的繁荣也带来了文化的兴盛，南北运河的大贯通，为北方构成了一道新兴的文化带，齐鲁文化成为这道文化带的重心。明清两代出自山东的10名状元中有6名来自运河文化带（武城韩克忠，茌平朱之蕃，聊城傅以渐、邓钟岳，济宁孙毓桂、孙如谨）。

    北方的粮食问题解决了，迁都的根本和营建北京城的工作得到了保障，帝国的首都就这样在这临近塞北之地拔地而起。北京作为明清两代的帝都，是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到现在为止，北京人还会自豪地称自己住在“皇城根下”，生在“四九城内”。那么皇城根与四九城又是怎么来的呢？

    明朝北京城的营建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构建的“三城”模式（宫城、皇城、郭城），即最外侧是由内城和外城构成的“郭城”，由护城河和高大的城墙组成，大约是现在北京二环以内地区。以前三门大街划分内外城，大街南侧为外城，也称北京“南城”，大街以北是内城。内城共有九座城门，而皇城就在内城中南部。

    皇城南起长安街，北至地安门大街，东到东皇城根，西抵西皇城根。四条大街形成一个较为规整的南北走向的矩形，围绕着这个矩形就是民间常说的“皇城根”。而皇城又有四个城门，分别是正门南端的承天门（今天安门）、北边的地安门、东边的东安门和西边的西安门。皇城的四个城门加上内城的九个门，就是民间常说的“四九城”，而人们也经常将“皇城根”和“四九城”作为北京的代称。

    北京成了首都，北方的安全得到了拱卫，那南京怎么办？南方有着漫长的沿海线，而且是重要的经济中心。“两京制”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明廷决定在迁都北京之后，南京依然为留都，设置机构健全的五府六部，节制南方诸事。

    现在就剩最后一件事了，明帝国的皇帝需要在北京有个“家”。

    朱棣肯定不会想到，他为明皇室打造的这个“家”——紫禁城，存在了整整六百年！这座世界著名的皇家宫殿前后一共有两朝24位皇帝居住，其中明朝有14位皇帝，分别是成祖朱棣、仁宗朱高炽、宣宗朱瞻基、英宗朱祁镇、代宗朱祁钰、宪宗朱见深、孝宗朱祐樘、武宗朱厚照、世宗朱厚熜、穆宗朱载垕、神宗朱翊钧、光宗朱常洛、熹宗朱由校和思宗朱由检。其中，朱祁镇与朱祁钰、朱由校与朱由检是同父异母的兄弟，朱厚照与朱厚熜是堂兄弟。

    皇帝们的这个“家”有多大呢？据《大明会典》记载，紫禁城占地约72万平方米，建筑约980座，房屋8707间。广义上的紫禁城还包括万岁山、东南部的太庙、西南部的社稷坛和由北海、中海与南海及其园林组成的西苑与东苑。从永乐四年开始筹建紫禁城到永乐十八年城墙及主体建筑竣工为止，这座伟大的建筑历经十四年的营建终于展现在世人面前。

    “紫禁城”这个名字又是怎么来的呢？因为帝王所居的宫城都模仿天帝所居的紫微垣，所以将宫城称为“紫宫”，而皇帝居所为禁区，“紫禁城”便由此而来。

    紫禁城不仅是皇帝们的家，更是中国建筑艺术的结晶。让我们回到六百年前紫禁城营建时的繁忙现场，一个操着浓重南方口音的人在和旁边的工匠认真讨论着建筑图纸，这个人就是紫禁城的设计师之一——太监阮安。严格来说，阮安是个外国人。成祖下令张辅南征安南，大军在得胜回朝时带回了一批俊美的安南男童，留在宫中充当宦官，阮安就是其中之一。他精通数学、建筑，参与了紫禁城的设计。据《明史》记载：“阮安有巧思，奉成祖命营北京城池宫殿及百司府廨，目量意营，悉中规制，工部奉行而已。”阮安不但参与了紫禁城初期的建设，在之后英宗时代的通济河河道与河岸改良、京师九门濠桥的修建工程中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统时期紫禁城内奉天殿、华盖殿和谨身殿的重修也是在阮安主持之下完成的。

    雄伟的紫禁城的营建，还吸引了全国各地的能工巧匠，来自太湖之滨的吴县香山的蒯氏家族也成了紫禁城的主力设计者。香山自古盛产能工巧匠，素有“江南木工巧匠皆出于香山”的说法。北京城营建之初，蒯思明带着儿子蒯福、孙子蒯祥参与设计营建了西宫、午门、仁寿宫、万春宫、长春宫、景福宫等重要的建筑群，以蒯氏为首的“香山帮”成了绝对的主力。蒯祥精通尺度计算，工程竣工后的实景与施工前的设计分毫不差，被誉为“蒯鲁班”。值得一提的是，“香山帮”的到来还将江南建筑艺术融入了北京皇家建筑之中，为雄伟庄严的殿堂楼阁增添了一丝温婉精致。

    因为紫禁城是在元大都皇宫基础之上营建的，兴建伊始就要先镇住元朝的王气。营造者不但毁掉了利用元朝宫室兴建起的燕王府，而且掘掉了元朝皇宫的基础，重新做了一遍夯土地基。经测量，新地基最浅处约3米，最深处达85米。人们给这种做法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满堂红，而新地基则被称作“块玉”。营造者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将前朝的晦气与王气完全驱散。一个王朝的兴衰跟宫室的地基有必然联系吗？历代王朝的宫室都是经过堪舆家精心选择而建，如果一块风水宝地能够兴旺一朝的话，那么前朝又怎么会灭亡？实际上除了风水的讲究之外，紫禁城地基的建设还是遵循建筑科学原理的。

    在毁掉地面建筑进行新地基的构筑的时候，民工们将生石灰、黏土按照3∶7的比例配制成“三七灰土”和碎砖进行交替回填，“三七灰土”可以有效防止虫兽在地基之下打洞做穴，而将碎砖与灰土夯实，可以消除建筑物的沉降隐患。在地基建设的时候，还要在搭配好的三七灰土上泼洒煮好的糯米汁加白矾，用来增强地基的整体坚固性和柔韧性，避免了建筑的不均匀沉降。庞大的紫禁城建筑群就是在这样一片坚固而又特殊的人工地基之上建立起来的。而之前南京皇宫“地势不利”的风水，在紫禁城得到了彻底的解决。

    在北京城的中轴线上，北护城河北部中段有一座东西走向的山丘，这里树木苍翠，风光秀丽，是北京城内登高远眺的最佳地点。山下遍植花草、果木。明清帝王常来此赏花、习箭、饮宴、登山观景，这就是万岁山[3]。这么一座风光优美的小山不是大自然造化而成，而是真真实实的“人造工程”。在修建紫禁城时，人们将挖掘筒子河时的土方和建筑废料堆积于此，垒成了万岁山。当然，这也是经过了堪舆家的精心设计，其刚好位于皇城的中轴线上，就像一面屏风屏护着南边的紫禁城。谁能想到，在这万岁山山巅之下就是旧时元朝皇帝的寝宫延春阁。明朝皇帝用一座废料山丘压在前朝皇帝的床榻之上，其用意不言而喻，因此万岁山也被称为大内的“镇山”。

    万岁山的筑成，改变了紫禁城的“风水”。不仅如此，建筑师们还将筒子河从紫禁城西北角开石砌券洞引入内为明河。五行方位以西为金，北为水，又因居于宫城内，这条河故名“内金水河”。内金水河就像一条灵动的飘带，蜿蜒曲折，进一步优化了紫禁城的风水。如果那个时候有无人机，就会拍下这样一幅照片——紫禁城位于万岁山南部、筒子河围绕的阳地之上，构成了“背山临水、负阴向阳”的绝佳宅地。格局虽然很好，但是一朝兴衰又岂在“风水”？万岁山能镇住元朝的王气，却挡不住农民起义和满洲的铁骑，最后落得崇祯帝在这大内“镇山”上吊自尽的悲惨下场。

    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北京。

    紫禁城内一片火海，猛烈的浓烟直冲云霄，方圆十几里都能清楚地看见大内的浓烟。三大殿、体仁阁、弘义阁、午门等建筑全部为火龙吞噬。这次紫禁城历史上最大的火灾将城内南部正中区域的建筑几乎夷为平地。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此次火灾发生前，迷信道教的嘉靖皇帝正在进行祭祀雷神的活动，结果引得天神“动心”，雷电劈中奉先殿起火，殃及华盖、谨身二殿和三大殿附属建筑。火灾发生时，宫内堆积了大批楠木、檀香木，这些木材在火灾之中全部被引燃，以致这场大火持续了半月之久，京城方圆十里以内都能闻到檀香味。

    在以砖木结构为主体的中国建筑发展史中，火灾一直是建筑师挥之不去的梦魇。我们现在看到的紫禁城早已没有了六百年前的风貌，那时候的紫禁城要比现在更加雄伟壮丽。自竣工伊始，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奉天殿（今太和殿）就被大火烧毁，一起毁坏的还有华盖、谨身二殿。第二年乾清宫又在火灾中变成一片废墟。一直到明末李自成焚毁紫禁城止，几乎每十年就有一场大火。但是从紫禁城兴建伊始，人们从来都没有放弃过火灾的预防。

    在紫禁城，午门、太和门、神武门等建筑匾额上的“门”字的最后一笔都不上“钩”，就是源于对火灾的预防，尽管这是人们心理上的暗示。传说，朱元璋对火灾的恐惧近乎到了敏感的地步，书法家詹希源在题写南京皇宫集贤门匾额时，因为“门”字加了“钩”便以欺君之罪被斩首示众，真是千古奇冤。当然，除了心理上的防御，古代的能工巧匠也从来没有放弃过用实际的措施来抵御火灾。

    首先在紫禁城的建筑设计上，工程师们就已经做好了防火的准备。他们前瞻性地给重要建筑都留出了安全距离。比如乾清门广场是前朝与后寝的分界处，宽三十多米，这个有效距离能阻隔发生火灾时火势的蔓延，这也是紫禁城历史上前朝和后寝从未一起着火的重要原因。另外在建筑物密集的后三宫，建筑师还设置了“防火墙”。在乾清宫、坤宁宫东西两侧各有两段围廊，后檐墙上的梁、柱、斗拱、椽子等木构件全部改用石料雕刻而成，上面覆以彩画，既与其他建筑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又起到了阻延火势的重要功能。

    火的克星就是水，古代没有先进的自动给水系统，那么怎样才能够引水灭火呢？紫禁城内全长2100米，曲折蜿蜒在城西部和南部的内金水河就是消防的主力。在引水进入文渊阁这个典藏孤本珍籍的重要资料库的时候，内金水河还特意扩大了河道，为的就是更好地防范火灾。除了地表的明河，三大殿、南三所、御花园等处设立的井亭也是灭火的补充水源。此外，还有遍布在紫禁城各处的太平缸，这种大缸储水量多达2000多升。配合太平缸灭火的还有一种神奇的工具叫唧筒，它的工作原理类似于我们现在的压力滋水枪或者针管，早在北宋时期就出现了竹制的唧筒。紫禁城的唧筒通常都是铜制，体积更大，压力更强，射水可达二十多米。

    “水火无情”，除了火灾，水患也是建筑的一大杀手。

    季风性气候给北京带来了丰沛的降水，特别是在每年的6月到8月。大雨来临之时，紫禁城三大殿的台基上，1142只排水兽会喷涌出雨水，组成“千龙吐水”的壮观景象。三大殿的地基采用的是夯实的灰土，台基在雨季存水、渗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高大的石质须弥座表皮为地砖，三层须弥座每层台基地面在建造之初就设计了3%~5%的坡度让上层水可以直排到下层台基。台基每块栏板底部正中设置有直径10厘米的半圆形泄水口，雨水就从栏板之间往柱底部伸出的排水兽排出。不仅如此，紫禁城建筑后檐的檐头往往设置排水天沟，宫墙向外也接有排水石槽。许多普通宫殿建筑的台基也做成斜面形式通向地面。协和门、熙和门的台阶，还有三大殿、后三宫的诸门都是类似的设计，而且台面都做成礓嚓[4]。大雨降临之时，雨水从建筑的排水沟倾泻而下，沿着礓嚓洒向地面，好似连绵不断的白丝绸，是雨中故宫的另一美景。

    除了地面的排水系统，六百年前的设计师们还在紫禁城的地下构建了一个庞大的排水系统，其设计之复杂、功能之完备，完全不亚于现在的地下排水管网。如果你走在紫禁城中，就会发现地面上有不少镂空的铜钱形状的地砖，俗称钱眼，这就是紫禁城的下水道“井盖”。而主要的排水干道位于神武门内宫墙南侧的自西向东的石板路，这些石板上设有泄水孔，下方就是紫禁城最北侧的排水道，宽35厘米，最深处将近3米。故宫的雨水就通过这些排水系统进入地下管网，最终汇向内金水河。作为流速这么小的一条“内河”，如果淤积了紫禁城岂不是要“水漫金山”了？然而六百年来内金水河不知疲倦地接纳各处雨水送入筒子河，从来没有做过大的改动，绝妙之处就在于内金水河上下游河床相差一米左右，这种巧妙的设计保证了水流能以一定流速流经紫禁城。而在东南角出口处，内金水河呈倒喇叭状，这样的设计产生了一种“束水攻沙”的效果，防止下游水流缓慢导致泥沙淤积。

    紫禁城作为帝国的权力中枢，每天都会有影响着九州万方的决策从这里传递出去，而紫禁城内的很多建筑也随着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被人们所熟知，成了“打卡胜地”。比如午门，也称“五凤楼”，位于奉天门（今太和门）前，高37.95米，因为居中向阳，位当子午，故名午门。午门与东西北三面城台相连，环抱形成一个凹形广场。在明代，著名的“廷杖”就是在这里执行。

    廷杖，就是在朝廷上行杖打人，是对官吏实行的一种惩罚。有明一朝皇帝以酷爱使用廷杖立威闻名，而朝臣又以受杖为荣。被廷杖的大臣士子，往往会以敢于廷争面折而被贴上“诤臣”“忠臣”的标签，得以声名天下。屁股上挨几板子就可以名垂千古，这对把名分看得极重的明朝官员来说是一种“**”。因此，甚至出现了为了反对而反对，自贴标签争取廷杖的人。可是平心而论，这个荣耀不好争取，因为很有可能没机会享受之后的荣誉。在明朝，被廷杖致死的大臣大有人在。嘉靖时期，就有16位大臣因“大礼议”事件被廷杖致死。

    太和门广场东侧的左顺门也是紫禁城内的名胜。这里是皇帝晚朝（其实是午后的朝见）的地点，如果有突发事件，皇帝就在这里召见臣工议事。

    明英宗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八月二十三日，众多官员拥挤在相对狭小的左顺门。就在几天前刚经历了对国运有致命打击的土木堡之变，群情激奋的官员要求惩办当朝的宦官与权奸，最后事态发展到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步，平日里温文尔雅的文臣们竟然在此地“群殴”，打死了锦衣卫指挥使马顺和王振的党羽毛贵与王长随。左顺门就这样成了载入史册的名胜。

    还有在建极殿（今保和殿）居中向后原有一处不大的石阶叫云台门，以隔外朝内廷。从孝宗开始在这里开启平台召对，建立了皇帝与大臣近距离沟通的渠道。这里见证了孝宗的弘治中兴，也见证了袁崇焕从国家柱石沦为阶下囚的时刻，遗憾的是到清朝时已无迹可寻。

    紫禁城是中国传统建筑艺术最为璀璨的宝石，直接参与建造紫禁城的人员多达三十余万。当时为了建造这座举世无双的辉煌宫殿，建成的神木厂、大木厂、台基厂、墨窑厂和琉璃厂至今还留在北京城，向人们诉说着当时这项人类工程奇迹的壮举。

    迁都北京和营建紫禁城，是明成祖对中国历史的一个重大贡献。帝国首都的北迁对边防的巩固和多民族大一统国家的形成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现如今，紫禁城已经对外开放，普通游客也能够一睹皇室宫殿的风采。建筑就是历史的“化石”，紫禁城内那大大小小的宫殿仿佛是在对人们展示着明朝历代帝王的“众生相”，既有成祖朱棣的开拓进取、御宇四方，也有武宗的性格乖张与荒诞不羁……

    [1]　明朝谷泰撰，内容论列古器物、字画、印宝等艺术品。

    [2]　明清时期地理学家顾祖禹创作，是古代中国历史地理、兵要地志的专著。

    [3]　即景山，又称煤山，据传明代兴建紫禁城时，曾在此堆放煤炭。

    [4]　中国古代建筑中以砖石露棱侧砌的斜坡道，用于防滑。在室外坡度较大的地段上本应设台阶，但是为了能通行车辆，故将斜面做成锯齿形坡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