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南京。
朱元璋看着眼前的“录取名单”，双眉紧锁。就在几天前，他亲自下令针对年初科考舞弊组建了“特别调查小组”。此次丁丑科二月会试所录取的51人皆是凭才学录取，无任何问题，这对于生性多疑的明太祖来说太不寻常了。一场科考，尽是南方人上榜。想到这里，朱元璋调来了此次考试的试卷，一份份地看了起来。几天后，朱元璋钦定以山东人韩克忠为代表的61人上榜，而此次上榜之人全为北方人。与此同时，朱元璋将本次考试的主考官刘三吾等人充军，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南北榜案”。
28年后，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北京。
“南方士人偏于轻浮，长才大器者，俱出于北方。”大殿上的杨士奇向明仁宗朱高炽说道。但现实中，拥有众多“学霸”的南方人总是在科举中占尽先机，即便是在大开杀戒的“南北榜案”之后，录取士子“南多北少”的情况也没有得到太大改观。从洪武三十二年（公元1399年）到永乐十二年（公元1414年）的15年间，总共录取了1938名进士，其中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广东籍的进士竟然多达1621人，占八成以上。面对这个客观现实，仁宗又问杨士奇有何对策？杨回奏：“试卷可密封，标明‘南北’字样，如取士一百，可分南卷六十、北卷四十。”仁宗大喜道：“往年取士北方人少，如照此办理北人能感奋而起。”两年之后，明廷又将会试试卷分为“北、南、中”三组，“南”“北”各取45%，“中”取10%，录取士子南多北少的尴尬问题终于得到解决，最起码是从制度上解决了，给国家人才选拔提供了一条相对公平的起跑线。
会试定额的出现是在短暂的洪熙朝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制度革新。为什么皇帝这么重视科举？因为历代王朝的盛世都凝聚了文官集团的集体智慧，而不是某一帝王的英明睿智，明朝也是如此。像明初的宁国府知府陈灌创制的户帖制度、刘基创立的卫所制都被洪武帝采用，身为一代雄主的朱元璋深谙此理，仁宗当然也明白。如果政府官僚集团出现明显的地域差异，对国家政权的稳定很不利。从掀起“南北榜案”到洪熙朝定立“南六北四”制度，目的只有一个：吸纳北方士人，争取支持，是为稳定政局而做出的“权力平衡游戏”，而这个游戏的砝码就是科举。其实明朝初年南北科考差异巨大是有客观原因的，北方连年的战争加上黄河决口等灾害让山东、河北、河南等地人口锐减，呈现出人口北少南多的情况。即便是到了洪武十四年，建朝十几年全国人口才六千万，光浙江、江西两省的人口就达到了近两千万。面对如此大的人口优势，科举的“分区定额”无疑是保障公平的重要前提。那么明朝的读书人，从十年寒窗到登上庙堂将走过怎样的进阶之路呢？
正统三年（公元1438年），陕西西安。
贡院门口已经有很多考生在等待入场了。
门口的官员认真地核对着“面貌册”，受技术限制，没有照片，但是又担心有人冒名顶替，所以考生都要在面貌册上留下自己的相貌特点，比如面白无须、面黑有痣等，以备考官核实。虽然这样的描述基本没什么用，但是聊胜于无，起码能震慑到那些心理素质不强的冒名顶替者。
在看完“面相”之后，考生们鱼贯而入地来到第二个“安检口”，在这里大家都要**相见，连束好的头发都要解开，有些内向的考生不禁涨红了脸，有的考生则是一脸的无奈。检查完毕，考生们就被带入自己的考舍，在这里他们将迎来自己人生转折的重要时刻。
明代科举较之前最重要的一个革新是解决了考试范围的问题——只考“四书”，所有的考题都从《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中来。这是因为考虑到公平，能够接受全面、正统教育的家庭一定是非富即贵，这样一来肯定是富家子弟在科举考试中占优势。为了把大家都拉到同一条起跑线上，因此选择这四本著作，严格来说，《大学》《中庸》都不是单独的著作，只是从《礼记》中摘取的文章。这“四书”加起来总共五万多字，如此简单的教材，最大范围地照顾到了贫寒的读书人，这也给封建社会中底层的读书人提供了一条相对公平的进阶之路。
答题的形式也有严格的要求，必须分为破题、承题、起讲、入题、分股、收结这几部分，其中在分股中要将文章分为八大段，一段话叫“一股”，八股两两相对，形成四组对仗，因此称为“八股文”。每一部分都非常重要，文章开头的破题就是要用自己的话解释考题，如果“破”得不好，你就直接出局了；承题是文章的摘要；起讲是把全文的意思概括一下；入题是过渡段；收结就是文章结尾。
八股文的难度在于，首先要熟读“四书”，因为考题经常会是“四书”中掐头去尾的一段话，而且是硬掐，比如“王速出令反”，这段话出自《孟子》：“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谋于燕众，置君而后去之，则犹可及止也。”大概意思是：大王赶快发布命令，把被抓的老人孩子遣送回去，停止搬运燕国的宝器，同燕国人商量，选立一个新国君，然后撤离燕国，那么还来得及阻止各国动兵。如果没有熟读《孟子》，就有可能认为考题是“大王令你造反”，按照这个思路答题就不单纯是能不能考上的问题了。另外一个难度在于答题的时候还要像作诗一样对仗工整，这种文字游戏确实考验功力。不过本段叙述的这场考试的考生们不用太担心，因为对形式的严格要求是从成化年间才逐渐形成的。
前面描述的考试场景是明朝时的乡试，一般在八九月举行，也称为“秋闱”。通过乡试的考生被称为“举人”。但是要想参加乡试，首先要通过县试、府试和院试，成为“生员”，也就是秀才。明代不是谁都有资格参加考试的，考试需要有人担保，担保人中必须要有一名秀才，还要交担保费，并认真填写“准考证”，包括年龄、籍贯和户籍。明代早期，如果是匠籍或者商籍，那么连参加考试的资格都没有。要是流程没有问题，顺利地通过了府试，那将获得漫漫功名路中第一个头衔——童生。接下来如果通过了院试，就正式成了生员。
明代的南北经济差异和文化差异导致了两地士子受教育程度的不同，南方士子的文化素质整体比北方好，因此北方有一些地方为了照顾本地考生会“放水”，基本上破题能够完成，整体文章能过得去就行了。南方则不一样，很多江南士族都是书香门第，竞争异常激烈，于是很多人会到北方考试，催生了一波“高考移民”。
再说回乡试。乡试的难度就相对大很多了，因此在乡试考场出现很多“黄发”考生是很正常的现象。我们所熟知的范进就是以五十四岁的高龄通过了这一层级的考试，但就是这样，范进也算是运气好的了，因为很多秀才年近古稀都未能在功名之路上再进一步。乡试不但难考，各布政司举人的名额还有限制。如果在乡试中考得第一名，将获得“解元”的头衔，晋级举人，接下来将参加会试。要是在北方考区，那么考场是北京贡院。这里聚集了来自陕西、山西、河南、山东、辽宁、大宁、万全的考生，甚至还能见到来自朝鲜、日本等地的留学生。会考的难度也不小，我们现在谓之圣人的明代大儒王阳明“复读”了三次才通过。在会试中脱颖而出的人就成了“贡士”。会试结束一个月后，就要进入仕途的终极大考——廷试。
这天，朝廷会派出专用马车，把学子们接到紫禁城内，本次考试只有一场，皇帝亲自出题。考试的前十名是一甲，一甲中前三名为状元、榜眼、探花，一甲三人也称“进士及第”或“三鼎甲”；二甲若干人，称“进士出身”；三甲为赐同进士出身。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二、三甲考取庶吉士的为翰林官，其他人或授给事、御史、主事、中书、行人、评事、太常、国子博士或授府推官、知州、知县等官。举人、贡生会试不及格，改入国子监，也可选做小京官或做府佐和州县官。由此考生们便正式地踏入了帝国的官僚体系。
早在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太祖就颁布了“科举成式”，确立了明代的科举制度。明朝初建，百废待兴，需要大量官吏来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科举制无疑成了新帝国的官僚生产线。另外，参加科举的生员们都要通过系统的教育培训，朱元璋还特地建立了国子监和社学，学习的主要内容除了四书五经之外还有一个重点的科目——《大诰》，由洪武帝亲自编撰的“刑事案例”。书中的主要内容就是陈述了各种罪案，包括官员玩忽职守、诽谤皇帝、结党乱政、抗粮抗差、贪赃受贿、科敛害民、侵吞钱粮、逃避粮差等，目的就在于教人民本分，成为王朝的“顺民”。进入洪熙朝，仁宗确定了“南六北四”的录取比例，科举似乎正按着这两代君王的计划运行，然而事情却没有统治者想得那么简单。
首先由考试的体制所决定，选拔上来的官员确实有不少人成了“书呆子”，特别是在明朝中后期八股形制完全确定下来之后。我们来反观设置科举的目的，本来是要选取进入国家机器的官吏，然而选上来的人却是满口“之乎者也”的学究。比如崇祯初期的内阁中，很多大臣都没有实干之才，逼得皇帝走马灯似的给内阁换血。在地方上，很多官员行政能力甚至不如自己的“师爷”，这也是明清两代“绍兴师爷”特别出名的原因。这些不具备行政能力的官员在任期间往往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导致了“懒政”现象越来越严重。另外，专于对四书五经等文化研究，其实没有像设计者希望的那样让考生们都在一个起跑线上，反而收窄了阶级跃层的门槛。因为不管在哪个时代，书香门第和豪门望族总是可以提供寒门无法企及的教育资源，这些豪门后代一旦登科入仕，又会想尽一切办法“惠泽乡里”。
如果说明朝前期科举中南北差异巨大是人口分布不均造成的，那么在后期，社会经济则对科举起到了重要的影响。有明一朝，浙江、江西、江苏、福建是出进士最多的四个省份。因为这几个省份是瓷器、茶叶、丝绸的主要出产基地，发达的商业经济让这些地方的人赚得盆满钵满，有钱的大户人家反过来就用资金搞精英教育，让他们的子孙赢在起跑线上。
最后，科举制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朱元璋最不想看见的事情，就是政局中“朋党”的形成。科举制从唐代诞生之时，由于阅卷录取基本上是主考官一个人说了算，因此博取功名之后，考生们都要感谢一下考官，他们往往谦称自己是考官的“门生”，而同时考中的考生又互称“同年”。虽然宋明之后的考试录取不再是由一个人说了算，但是这个礼仪一直被保留了下来，这就跟殿试的考生们称自己是“天子门生”的道理一样。这对于即将进入官场的考生来说，无疑是天生的政治资源。另外，主考官们也会有意地提拔自己的门生来巩固地位。明代著名的重臣张居正就是徐阶的学生，张居正越级升官也多多少少沾了内阁首辅老师的光，如此一来，朝中朋党也就慢慢形成了。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在建朝伊始，科举制无疑是相对可实施的公平的选才制度，在平衡南北政治力量和恢复读书人出仕之心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虽然在明代早已没有了宋代“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环境，但是要驾驭庞大的帝国，皇帝必须要借助士大夫的力量。
“绅权固当务之急矣，然他日办一切事舍官莫属也。即今日欲开民智，开绅智，而假手于官力者尚不知凡几也。”这是梁启超在清末维新运动中对绅权的认识，在他的意识中，绅权就是“民权”。
在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权力大致经过了几个阶段的过渡与交替。在秦始皇扫六合之前，国家权力是贵族专政。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战国四公子”以及之前各国的王公亲贵，在国家内享有着相当大的权力，以至于出现了“三家分晋”；战国后期的楚国国君做事也要看屈、景、昭三大家族的脸色。而从秦朝到清朝，中国处于君主独裁模式，应运而生了“皇权”这个词，皇权至高无上。皇权的特点就是唯一性。大权只能由一个人掌握，一旦某人位登九五，那么整个家族都实现了阶级超越。但是在某种程度上，至亲骨肉离权力巅峰最近，也最容易窃取权力，“玄武门之变”“靖难之役”等例子不胜枚举，因此某种程度上皇帝防范至亲骨肉更胜于他人，自古就有“天家无私事”“无情帝王家”一说，从这个角度来看，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朱棣这么不放心太子了。明朝将君主专制发展到了顶峰，掌权者不可能与亲族共治。那么问题来了，九州万方，如果只有皇帝一个人管事，就是加班狂也要累死，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先来看一个小故事。宋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皇帝召文彦博议政，文彦博说：“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上曰：“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彦博曰：“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上曰：“士大夫岂尽以更张为非，亦自有以为当更张者。”这个故事给我们透露出几个重要的信息——皇帝在乎的“民心”是士大夫的“民心”。
在如何开启民智上，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者都非常头疼。民智不开，人心不古，社会动**；民智大开，又对皇权有严重威胁。在两难的情况下，皇帝选择了将开民智的主体转移到士大夫身上。毫无疑问，共治天下，读书人是最好的“合伙人”。士大夫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有行政的能力，十年寒窗为的就是出仕，“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士农工商”，自古以来没有听说过文人造反的，从本质上来说，士大夫和皇帝是一个战壕的。士大夫在朝为官是“官僚”，致仕回乡则为“绅”。不管怎样，这群人都与统治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些人不但在朝时能“呼风唤雨”直达天听，回乡了影响力依然是巨大的。有家底就能够给后辈提供良好的教育，后代大概率也会继续出仕。即便“退休”了，还有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门生故吏或者是同朝好友，一句“我上边有人”就足以让县太爷敬畏三分了。这些人有政治资本，有经济实力，地方的修路、造桥、筑坝、办学堂等一系列的工程，政府都要依靠这些乡绅共同操办，帝国在基层的权力真空正好用乡绅来填充。而在这过程中，乡绅和官员们又可以“雁过拔毛”，所以从根本利益上来说，士大夫是共治的最佳人选。这些人十年寒窗为的就是“衣锦还乡”。
其实明代官员的务实与皇权的专制是分不开的。在千百年的封建王朝的进化中，士大夫由最初的有权、有势慢慢演化为皇权的奴隶。早在汉代，有三公“坐而论道”，贾谊还可以与汉文帝“对坐”。到了宋朝，满朝文武只能站着议政了。直到明、清，跪着奏事已成常例，官员在皇权面前毫无颜面。没有面子，文人们就更注重于做官的“实惠”了。
官员也好、士绅也罢，特权是最重要的，明代士绅最重要的特权就是免役。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二月诏令曰：“食禄之家，与庶民贵贱有等。趋事执役以奉上者，庶民之事。若贤人君子，既贵其身而复役其家，则君子野人无所分别，非劝士待贤之道。自今百司见任官员之家，有田土者输租税外，悉免其徭役，著为令。”见任官是做官者本人，见任官的父兄子弟则是乡绅。两年后又规定“自今内外官致仕还乡者，复其家终身无所与”这条法律，连退休官也享有免役权了。嘉靖二十四年（公元1545年）又规定：“京官一品免三十丁，二品二十四丁，九品免六丁，……外官各减一半。”士绅不用服役，不代表着这些徭役免除了，而是转嫁到平民身上了。
此外，明代士绅还有豁免田赋的权利。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的优免事例规定，京官三品以上免田四顷，五品以上三顷，七品以上二顷，九品以上一顷。嘉靖二十四年（公元1545年）又改为，京官一品免粮三十石，二品二十四石，到九品免粮六石，外官减半。生员无力完粮，可以奏销豁免。
所以有明一朝，最苦的是平民。如果家族里没有人考取过功名或者为官，那意味着你要分摊士绅豁免的田赋。而且土地兼并的情况越严重，老百姓身上的担子也就越重。
除了实质性的福利之外，士绅在社会地位上也是高人一等。洪武十二年（公元1379年）的诏令规定：“致仕还乡者……其官居乡里，惟于宗族序尊卑如家人礼。若筵宴则设别席，不许坐于无官者之下。如与同致仕官会则序爵，爵同序齿。其与异姓无官者相见，不须答礼。庶民则以官礼谒见，凌侮者论如律。”你要是“退休干部”，去邻居家吃喜宴都要单独给你开一桌，见到普通民众完全可以无视，这无形中给了士绅一种天然的优越感。
不但如此，整个地方的社会秩序也是由官员和士绅共同把持的。俗话说“县官不如现管”，在皇权真空的地带，官员和士绅们往往沆瀣一气，制定“潜规则”。他们把持官府，嘱托词讼，武断乡曲，霸田占地。虽然是饱读诗书的儒生，但与地痞流氓无异。明后期名臣赵南星曾言：“乡官之中多大于守令者，是以乡官往往凌虐平民，肆行吞噬，有司稍稍禁戢，则明辱暗害，无所不至。”官绅相护，横行地方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很多历史上的名臣，在朝为官，回乡后摇身一变成为地主土豪。嘉靖时的首辅徐阶在官场素有口碑，就是这样的名臣，在家乡兼并的土地也多达几万亩。
官员的无法无天实际上是皇帝对绅权的宽容和放纵。皇帝采用实际的利益作为交换，把士绅阶层和自己紧紧地捆绑在一起。皇帝在乎的是“士人的心”，士大夫图利，对皇权的威胁也最小，才能成为皇权统治的最佳工具。到了明朝中后期，科举制已经成了读书人登上庙堂的唯一途径，读书的“高回报”让天下学子为之痴狂，南北人才源源不断地进入国家机构。所以有明一朝，不论君主再怎么昏庸离谱，国家基本上都能正常运转。
每个制度都有其优劣性，不管怎么说，科举制还是加快了帝国的官僚化进程，让听命于皇权的官僚能够深入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让社会的精英阶层确立了以出仕为荣的价值观与社会认同感，仁宗一朝也完成了明廷由“马上天子”转变为“文官理政”的时代。
永乐二十二年八月，一个身材肥硕的人登上了紫禁城的皇帝宝座，他就是大明王朝的第四位君主——明仁宗朱高炽。虽然在皇位上只待了短暂的十个月，但历史对他的评价很高，并开启了仁宣之治的序幕。
性情温和的朱高炽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对文臣有着一种天生的亲近，最喜好和大臣谈古论今。正是这一点为他争取了最大的“筹码”，仁宗的立储和登基，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以解缙为首的一大批士子的支持。或许是知道治天下需要帝王与臣工勠力同心，也或许是仁宗的宽容大度和身体欠佳更愿意让朝臣参与繁杂的政务，洪熙朝短暂的改革中对政务与官员的整顿尤为显著。朱高炽通过改组内阁，任用了一大批翰林学士和干练的官员充实行政官署，参与新政府的工作。虽然永乐时期内阁已经逐渐形成，但是由于朱棣的性格强势，很多事情还是由皇帝乾纲独断。而在洪熙一朝，朱高炽经常召见臣工，在听取大臣议政之后再做重要决策，内阁的作用被放大，大学士们有了机会亲自参与重要决策，包括还都南京的决策，就是在夏元吉、陈瑄等众大臣上书的情况下做出的。朱高炽还在这一年赐给杨士奇、杨荣、金幼孜、夏原吉每人一颗刻有“绳愆纠缪”字样的银印，命令他们用此印密奏关于皇亲国戚胡作非为的案件。仁宗对文臣的倚重可见一斑。
虽然在位只有短短的十个月，但朱高炽先后监国长达十余年。在此期间，他和蹇义、金忠、黄淮、杨士奇等大臣共议朝政，保证了国家的正常运转。朝臣元老们早已将朱高炽视为了帝国未来的掌舵者，而这位短命的“船长”也为后来的仁宣之治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在永乐二十二年余下的几个月中，朱高炽更是把大部分时间用在行政改革上。他削汰冗官，提拔才干，规定官员在70岁必须奉命退隐。同时为了更好地吸纳人才进入权力机构，监察御史被派往全国各地去调查官员的政绩，寻求合适的人选。朱高炽也为读书人跻身庙堂扫清了障碍，从仁宗开始改革的科举制度在日后日渐成熟，成了甄选帝国官僚系统人才最为高效和公平的手段。著名的历史学家钱穆先生曾说过：“中国历史上真正可以称之为科举制度的只有明朝，挤到独木桥上也只有明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