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瑗原本只要在英国留学一年，后来延长到两年。爸爸妈妈心里矛盾，既想让她多学些，又不舍得女儿久离家。钱锺书更是怅然若失，终日惶惶，写信给朋友说：“愚夫妇遂不免如美国话所谓‘empty nest syndrome（空巢症）’矣。”

钱瑗长大后与爸爸妈妈彻底处成了朋友，除了生活上彼此照应，文章学术上也无话不谈。她很欣赏妈妈的文风，曾点评说：“妈妈的散文像清茶，一道道加水，还是芳香沁人。爸爸的散文像是咖啡加洋酒，浓烈、刺激，喝完就完了。”从俄语改学英语后，钱瑗有时学得费力，一个词查五本词典都找不到，便向爸爸讨教。爸爸决不直接告诉她答案，只让她继续查。

1963年，钱瑗到大兴县礼贤公社“四清”，连过年都没回家过，次年四月份才回家。1965她年又到山西“四清”，次年五月份回家。她成绩斐然，由工作队党员介绍“火线入党”，成了“拉入党内的白尖子”。杨绛无法想象“四清”工作有多繁重，只知道她每次回家都要带回一身虱子。杨绛只好将女儿的衣服全部仔仔细细洗一遍。

“**”爆发后，因钱瑗是“拉入党内的白尖子”，哪个革命团体都不要她。但她也不能做“逍遥派”，便一人单干，自称“大海航行靠舵手”，哪派有理就赞助哪派，为此还相当受重视。为此，钱瑗在“文革”中，竟然好好生活了下来，没犯错误。

父母婚姻幸福，钱瑗的婚姻却很坎坷。志同道合的丈夫王德一在“文革”中自杀，她便有了陪父母终老、不再嫁人的念头。五年后，她才嫁给了杨伟成。钱瑗一生没有生育。杨伟成与前妻有一儿一女，她待这两个孩子比待亲生孩子还要好。为了与继子女有共同语言，她会找以往并不会看的电视剧来看。但她实在是忙，后来只有时间看内容简介。她待自己的婆婆很好。婆家大姐在香港得喉癌去世，一家人怕婆婆受打击，只敢一点一点告诉婆婆。钱瑗想尽一切办法，把消息委婉地透露给婆婆。婆婆总算没有晕倒，这全靠了钱瑗。

在爸爸妈妈家，她不像是孩子，反倒像家长。杨绛的三姐曾说：“你们一家呀，圆圆头最大，锺书最小。”杨绛的姐姐妹妹都觉得对。钱瑗会照顾她，像姐姐；会陪她，像妹妹；会管她，像妈妈。钱瑗常说：“我和爸爸最‘哥们’，我们是妈妈的两个顽童，爸爸还不配做我的哥哥，只配做我的弟弟。”

钱瑗工作能力很强。杨绛曾对钱锺书感叹：“她真是‘强爹娘，胜祖宗’。你开会发言还能对付，我每逢开会需要发言，总吓得心怦怦跳，一句也不会说。阿圆呢，总有她独到的见解，也敢说。那几个会，她还是主持人。”

钱锺书只好叹气：“咱们的圆圆是可造之才，可是……”

杨绛心里也是痛惜，她把阿圆看作自己的生平杰作，但这颗良好的“读书种子”并没有遇到适宜的土壤。抗战时，物质条件极差，钱瑗正长身体，但想吃顿肉都难。抗战结束，钱瑗还没过几天舒坦日子就得了骨结核，整个学龄期几乎都在病榻上度过。好不容易身体状态好转，钱瑗却赶上高中背粪桶、大学下厂下乡、毕业下放的时代。钱瑗总是在忙。爸爸妈妈的成分如此差劲，她竟还能入了党，可以想见她付出了何种努力。

可惜这粒“读书种子”，刚刚喘息着发了点芽，便被命运连根拔掉了。钱瑗的身体出现了问题，先是持续咳嗽，又是腰疼。同事们劝她去看病，她舍不得时间，在家里吃了点药了事。她向杨绛打趣，说自己腰疼是因坐公交车“闪”的。她每天背一个大包，从13路转22路，乘客都熟了。有人问：“大妈，您什么时候退休啊，瞧您的大书包占一个人的位子。”其实钱瑗往来很少能坐着，都是站。杨绛听了，一点都没有觉得好笑，心疼极了。

1996年春季，钱瑗的腰痛突然加剧。她瞒着母亲，向系里求助，系里将她“押送”到医院接受检查。这次，医生发现她脊椎发生病变，得了骨结核，不排除有癌细胞增生的可能；又经查，发现肺有问题。她转院到北京温泉胸科医院，经专家会诊，确诊肺癌晚期。此时她肺积水，癌细胞扩散，已经病入膏肓了。

许多人都说，钱瑗的病是生生累出来的。此话并不夸张。

钱瑗淡泊名利，可重视肩上的责任。因为学校人手不够，她这个博导除了负责研究生的课还开本科生的课。她住在城里，来往不便，所以课安排得集中，一周有两个上午要上四节课。四节连轴转是很累的。为了上好课，她像部队处于一级战备那样，精神亢奋而紧张。北京交通高峰时常堵车，为了不误课，钱瑗只好早起早走。但她劳累一天，回家之后还要备课、改卷子，总忙到深夜。杨绛总觉得她有改不完的卷子、备不完的课。一次因夜间工作起得晚了，她匆匆梳洗后出门，一路急走，赶到车站，盼车、挤车，总算到了学校，松了口气。可上教学楼的台阶时，她一低头，发现自己穿的皮鞋竟是一黄一黑。她只好请一位住校的老师赶紧回家把他夫人的鞋拿来借用。

除了教学，钱瑗做其他事也认真。钱锺书下放时将一本《韦氏英语大辞典》带在身边，从头到尾看了三遍，对每个词条都做了认真的审读和详尽的评注。几千页的辞典上，每一页他都用蝇头小楷密密麻麻写满了字，等于重新修订了这部辞书。钱瑗继承了钱锺书的学风。上海一高校编写的《英语精读课本》由钱瑗主审，她同样是逐字逐句，从头至尾反复读了几遍，不少书页上也留下了密密麻麻的字迹。

她的头衔并不少：中英合作项目负责人，英国《语言与文学》编委，全国高校外语专业指导委员会和北师大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的委员。这些头衔像枷锁，捆得她动弹不得。偏偏她又是个实心眼，做什么事都认真。她是职称评定评审委员会的成员，每年每到评职称时，她便会将全国各地提交的论文和专著一篇篇、一本本地读完，工作量可想而知。有次她发现一篇外省学校提交的论文似曾相识，疑似抄袭。但事关重大，钱瑗不想马虎，便凭印象找来原书，通读全文，将涉及抄袭的内容一一列出，并附上书目和页码。事后该校寄来了感谢信，肯定了钱瑗所有的努力。

对本不属于自己的事，钱瑗也热心帮忙。她发现外语系资料室的管理员勤奋好学，还抽时间旁听大学课程，便主动为他批改作业，指导他读书。这一指导就是几年，从不间断。终于，这位有志青年以同等学力考上了民族大学的研究生。

钱瑗没有野心，只想做一名“尖兵”。这名尖兵身负重担，学校曾评估她的工作量是百分之二百，但杨绛认为远不止这个数。她就像一架上紧发条的机器，已经松不下来了。

医生担心钱瑗的身体，没告诉她病情，只告诉了她的丈夫杨伟成。杨绛此时有另一个病人要照顾，自己也是风烛残年，大家便也没将实情告诉她，只说是钱瑗童年得的骨结核复发了。钱瑗病倒，母亲杨绛几乎也跟着病倒了。她既心疼女儿，又要分身照顾两个病人。钱瑗住的北京胸科医院远在西山脚下，钱锺书住的北京医院则在北京市中心，杨绛在两医院间往返，需要穿过大半个北京城。

钱瑗入院时，脊柱已经被严重破坏，需要完全卧床。好在她的护工刘阿姨做事可靠，替钱瑗家减去很多负担。刘阿姨叫钱瑗“钱教授”，钱瑗不答应，让她喊“钱老师”，后来干脆直接喊“钱瑗”。她们相处得很好。

住了院的钱瑗依然闲不住。她一边打点滴，一边看书、写信、工作，忙着指导博士生，给学生修改论文、批作业，还不忘写文章。躺着写字困难，刘阿姨便替她扶着纸，让她把力气全放在右手上，但她还是写一会儿就手酸。

钱瑗的朋友和学生们听说钱瑗病了，从四面八方赶过来看她。她的小单人病房里总是充满鲜花和笑声。杨绛每次来，看到女儿屋子里都是花，很漂亮，但女儿的气色却是一天比一天差了。她们说不上话，往往医生一来，杨绛就需要退出去。

钱瑗的身体越来越虚弱，头发也掉光了。她笑着对同事说：“我现在是尼姑了！”同事也笑：“是个很漂亮的尼姑呢！”她的肺功能逐渐衰退，只能靠吸氧维持生命；因长期平躺不能翻身，她背上的褥疮已经溃烂。她全身可供注射的静脉几乎都已经扎烂，只好在肩胛骨开个小口输液。她不肯让妈妈去看她，怕妈妈看了她的样子伤心，也怕妈妈来回奔波受累。

她有力气的时候，便会与妈妈通电话，电话里依然是新鲜事满满，还常向妈妈索磁带、书籍。她惦记爸爸，有什么趣事就会告诉妈妈，请妈妈传给爸爸。

杨绛起初并不晓得钱瑗的病情，只道是骨结核，对钱锺书也称是圆圆得了骨结核，是幼时的病复发了。后来杨绛已然觉察到不对，却还是不敢跟丈夫讲实情，瞒着丈夫说女儿的骨结核很严重，需要一年或者八个月才好，还可能切除坏骨。钱锺书说：“坏事变好事，从此可以卸下校方重担了。以后也有理由可推脱不干了。”

1996年11月3日，医院给钱瑗下了病危通知书，嘱咐家属准备后事。杨伟成想通知杨绛，又怕岳母撑不住，便带了医生同去。

杨绛听过消息，竟然出乎意料的平静。她没有中风，血压也没有升高。待女婿走后，家里只剩她孤零零一个人。她仿佛清晰地听到心在滴血的声音。

杨绛晓得钱锺书痊愈希望渺茫，只愿与钱瑗相依为命，未料白发人送黑发人。丈夫与女儿，她都要失去了。

就在钱瑗报病危通知八天后，钱锺书忽然大喊“阿圆”。杨绛问他，他便对杨绛说：“叫小王送阿圆回去。”杨绛问：“回三里河？”钱锺书摇头。杨绛又问：“西石槽？”钱锺书沉默一会儿说：“究竟也不是她的家，叫她回自己家里去。”杨绛答应丈夫转告阿圆。从此，钱锺书梦里只喊季康、绛或者娘，不再喊阿圆，也绝不问阿圆的病情。

钱瑗自知来日无多，给妈妈打电话时说：“娘，你从前有个女儿，现在她没用了。”杨绛心如刀绞。

1997年3月3日，杨绛去北京温泉胸科医院看钱瑗。阿圆看见她，拉着她的手。杨绛说：“安心睡觉，我和爸爸都祝你睡好。”钱瑗笑了，像鲜花似的美。她闭了会儿眼，忽然说：“我有一个秘密！”杨绛与杨伟成都没问那是什么秘密。那天杨绛带了阿圆最喜欢的衣服，交给了刘阿姨。

3月4日上午，杨伟成带了杨绛去看钱瑗，钱瑗未开口，也未睁眼。中午，杨伟成送了杨绛回去。下午，北大的陶洁和北外的吴冰去看她。吴冰说：“钱瑗，我和陶洁看你来了。”钱瑗听到陶洁的声音，忽然睁开眼睛，四下看看，目光很清澈，很平静。此时她的低压已经量不到了。医生让吴冰她们回去，陶洁说：“钱瑗，我走了，你好好休息。”钱瑗居然还点了点头。下午五时，钱瑗安睡着去了。她终于能休息了。

3月8日钱瑗火化。她曾留下遗嘱说不留骨灰，但北师大的师生舍不得，就把她的一部分骨灰带回学校，埋在一棵雪松树下。杨绛实在想女儿，就悄悄来到学校，在雪松旁边坐一坐。她怕麻烦北师大的师生们，一有人来，便赶忙悄悄地走开。她也知道，阿圆并不在那里。

三

钱锺书让阿圆回她自己家去之后，便再也不肯听钱瑗的消息。杨绛为了给他宽心，哄他说圆圆穿着钢丝背心方能坐起。妻子编得有模有样，钱锺书信了，又肯听她说女儿的故事了。

钱瑗去世几个月后，钱锺书的身体有些好转。杨绛想趁他状态好，将女儿去世的消息告诉他。她用了整整一个星期，一点一点向钱锺书渗透“圆圆现在没病了”“她没痰了”“她不咳嗽了，能安眠了”。钱锺书明白了杨绛的意思。但第七天，当杨绛真的说出“她已去了”时，钱锺书的手还是变烫了。

杨绛安慰他道：“阿必也是3月4日去世，8日火化。”钱锺书点点头，喃喃自语道：“必阿姨接了圆圆去了。”

除了二姐，杨绛的八妹杨必是几个姐妹中去世最早的。她去世时，七妹杨桼曾预言她们姐妹“从小至为大”。果然，杨桼是第二个去世的。三姐闰康病重时，杨绛说：“她在等我先走呢。”钱锺书忙说：“瞎说，还有我呐！”钱锺书最后一次住院那年，三姐和大姐相继去世，只剩杨绛一人。

随后，往日的同事和朋友夏衍、周扬、胡乔木一一去世。

杨绛此时经受着精神与身体的双重折磨，全凭意念活着。她觉得，论照顾人，男不如女，她要争取“夫在前，妻在后”，只想比钱锺书多活一年。

杨绛的判断是正确的。无论是在早年间还是生病时，钱锺书从杨绛这里汲取的，有很多是母爱的成分。杨绛善于编织，全家的毛衣、毛裤、背心都是她织的。有次杨绛要扔掉一件她为钱锺书织的旧毛衣，钱锺书双手抱住毛衣不肯撒手，说：“慈母手中线。”杨绛事后自己也说：“我待锺书，慈母的成分很多。他从小嗣出，没慈母。伯伯对他好，究竟是男人。这对他性格的形成，很有关系。”

杨绛以为，保存手稿最好的方法就是出版。此前她已经帮钱锺书整理了1938年他与陈石遗老先生的谈诗录，取名为《石语》出版。钱锺书原本是不愿意出全集的，三联书店一再请求，他只好同意。杨绛边照顾他，边帮他审稿。钱锺书病重，无力撰写书序，出版社便请杨绛代写。杨绛以眷属的身份写了《钱锺书对〈钱锺书集〉的态度》，是为代序。《钱锺书集》出版前，她将这篇序交给朋友们看了又看，慎之又慎。其间，因为《围城》的版权问题，杨绛还要代钱锺书打官司。她支撑着八十多岁的身躯，四处奔走，只求个公正。

钱锺书的身体每况愈下。自从听说女儿去世，他的病情急速恶化。他开始还能与妻子说说话，后来无力说话，就捏捏杨绛的手，再到后来，只能用眼神传递爱意了。

还能说话的时候，钱锺书交代杨绛，他死后不设灵堂，不留骨灰，恳辞花篮，不举行告别仪式，不开追悼会。杨绛为难：“我自己，这样办得到。你嘛，就很难说了。”钱锺书说：“那就要看我身后的人咯。”

1998年底，钱锺书摇摇欲坠，身体再也支撑不住。他总是迷糊，说梦话。在一次短暂的清醒间隙，他望着妻子，说：“绛，好好里（好好生活）。”这是他对杨绛说的最后一句话。

12月19日凌晨，医生感到钱锺书情况不好，马上通知了家属。杨绛赶到时，钱锺书已经合了眼。杨绛看他有一只眼没合好，走上前去帮他合上。她拉起丈夫的手，还能感觉到温度，便附在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呐！”

钱锺书走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领导听说后，第一时间赶来看他们。杨绛再三请求院长李铁映：钱锺书临终前要求不进行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不留骨灰，请组织一定答应他，不然她会一直求。杨绛语气很坚决，一直说到电梯口。李铁映没有作声，只说：“你给我出难题了，这事我做不了主。”

那晚，她接到了江泽民同志的慰问电话。他对钱先生的逝世表示哀悼，希望杨绛先生节哀保重。电话最后，江泽民同志说：“杨绛同志，非常佩服你们，你们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者，中央同意不举行仪式。”

钱锺书火化那天，杨绛只让几个亲友去送。钱锺书穿着中山装，里面穿的是她亲手织的毛衣毛裤，身上盖着白布单。杨绛在他身上撒了些花瓣，陪他一路走到火化炉前，久久不肯离去。她掀开盖在丈夫脸上的白布，轻轻抚着他的脸，又帮他摘下眼镜，平静地看着他在火中化为灰烬。

没有人知道，那时杨绛在想什么。是清华园的四目相望？是他们热闹的婚礼？是钱瑗出生时他笨拙为她熬鸡汤的样子？还是他总握着她的那双手？钱锺书没有食言，正如抗战时他承诺的那样，他们只有死别，不再生离。

按照丈夫的遗愿，杨绛没有领回他的骨灰，只将他就近抛撒在北京的荒野中。

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我们仨”，从此失散了。

即便杨绛尽力以最简单的方式处理了丈夫的身后事，钱锺书去世的消息还是很快传开，世界各地的吊唁信如雪片般飞来。人们悲痛、哀伤、惋惜。或许，杨绛并不想如此惊扰世界；又或许，杨绛能从这些安慰中获得一丝丝慰藉吧。

打扫战场

一

钱锺书去世后，杨绛不再喜欢出门，也闭门谢客。她要“打扫战场”，做完丈夫与女儿未完的工作。这些年来，钱锺书的手稿一直随他们颠沛流离，被箱子、麻袋、枕套装过，去过干面胡同、干校和三里河。它们也上了年纪，磨损的磨损，残破的残破。杨绛依然珍爱它们。她把零散的手稿收集起来，将残破的手稿一张一张拼贴好，整理好后陆续交付出版。她笑称自己是“钱办主任”，说这是她晚年最牵挂的事。有了这位“主任”，读者们便可以在钱先生去世后，仍能持续读到钱先生的“新作”。但她自认为来日无多，怕自己来不及做完这些工作，常常因焦虑而失眠。

钱锺书读书向来有做笔记的习惯，他读书不止读一遍，还会两遍三遍地读，笔记也会一再增补，因此笔记的质量很高。他深信“书非借不能读也”，借来的书，做完笔记便归还了；买来的书，做完笔记就随手送人了，因此他们家并没有很多藏书，倒是留了许多笔记。因此，整理钱锺书笔记就成了杨绛一项重要的工作。中、英、法文的笔记，杨绛是读得懂的。德文、意大利文和拉丁文，她并不懂。翻译《围城》的德国汉学家莫宜佳博士自告奋勇，整理了钱锺书全部的外文笔记。杨绛与她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钱锺书去世二十年间，杨绛大约整理了钱锺书的外文笔记一百七十八册，三万四千页，中文笔记数量大致与此相当；另有“日札”二十三册，两千余页。这些笔记整合在一起，足足有四十余卷。钱锺书惜时如金的一生，都在这一卷卷笔记中凝结成晶。

杨绛热爱的翻译和写作也仍在继续。2000年，杨绛翻译的《斐多》出版。《斐多》又作《裴多》，是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作品，记述他的老师苏格拉底就义前与朋友讨论正义与不朽的对话。苏格拉底极擅长辩论与演讲，他的哲学思想全部蕴藏于与朋友的对话中。朋友与学生们撰写的谈话录，便成了研究苏格拉底哲学的第一手资料。杨绛翻译的《斐多》，并无一般哲学著作的晦涩难懂，读者读时，就像在聆听好朋友间的谈话。她曾在后记中讲道：“我是按照自己翻译的惯例，一句句死盯着原文而力求通达流畅。苏格拉底和朋友们的谈论，该是随常的谈话而不是哲学论文或者座谈会上的讲稿，所以我尽量避免学术语，努力把这篇盛称有戏剧性的对话译成如实的对话。”

她曾与傅雷探讨外国文学中音译的名字，表示讨厌翻译的名字佶屈聱牙，想把名字一概中国化。傅雷当时表示此事不可，但两人未来得及仔细研究这个问题，傅雷便去世了。在《斐多》中，杨绛终于有机会实践了这个创新。她在《前言》中说：“人名地名等除了个别几个字可翻译，一般只能音译。一个名字往往需要许多字，这一长串毫无意义的字并不能拼出原字的正确音，只添加译文的涩滞，所以我大胆尽量简化了。不过每个名字不论简化与否，最初出现时都附有原译的英文译名。”这样既增加了阅读舒适度，又确保了译文的严谨。

在《斐多》中，哲人们送别朋友与恩师。此时的杨绛，刚刚失去女儿与丈夫，心中同样充溢着离别悲情。甚至可以想象，杨绛叩问命运质问生死时，苏格拉底的智慧让她相信灵魂摆脱肉体束缚后的自由。她能孤独度过最哀伤的日子，或许有《斐多》陪伴与开释的作用吧。

但她止不住思念，想钱锺书，想钱瑗，终于不堪其扰，动手写了《我们仨》。其实他们一家三口早就有意写这本书，还分好工：钱瑗写父母，杨绛写父女俩，钱锺书写母女俩。但他们仨都忙，这个愿望一直被搁置。钱瑗病中想起这事，自知来日无多，便请求妈妈把《我们仨》的题目让给她写，她要把和父母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写下来。她写的第一篇文章是《爸爸陪我玩》，又陆陆续续写了五篇，直到不能进食还在写。杨绛看了心疼，劝她停一停。这一停，钱瑗再没能重新拿起笔。

平日里杨绛都是一副坚强模样，她不示弱，也不怎么掉眼泪。从钱锺书去世到火化，她一直没有哭，她说钱锺书不喜欢别人哭他。在《我们仨》里，她终于找到出口，释放自己的脆弱与无助。

《我们仨》像是写了一个梦，梦里亦真亦假，像受到重大打击的人轻飘飘的精神状态，又充满了隐喻。《我们仨》分三个部分，分别是《我们俩老了》《我们仨走散了》《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我们俩老了》便是第一个梦。在梦里，钱锺书本与她一道走，忽然就不见了，任凭她怎么找都不找到。她很慌，觉得自己被抛弃了，又急又怕地醒过来，发现钱锺书就在她身边安睡。她怪丈夫在梦里丢下她一个人，钱锺书也不辩解，只说那是老年人常做的梦，他也会做。第一部分就这样结束了。但写到这里的杨绛，会不会希望这几年发生的事就是一场梦，醒来后钱锺书依然在身边呢？

第二部分则是又长又痛苦的梦。梦里，她回到了钱锺书八十四岁那年。原本好好在家与女儿嬉闹的钱锺书，忽而就被来路不明的车接走了。等找到他时，他变成了只能躺在铺着白床单的**的病人。他的床在一艘小船上，船停在河中，码头杨柳依依。杨绛找了间旅店，每天都到船上去看他。钱瑗有时也来，拉着他的手，陪他聊天。忽然有一天，钱瑗对她说，妈妈我的腰很疼，我要走了。忽然又一天，钱锺书的船也不知去哪里了。

这大概是杨绛最痛苦时刻的隐喻。钱锺书八十四岁那年住院，从此再没回家。对杨绛而言，有钱锺书的地方才是家，钱锺书不在，家也就成了旅馆。钱锺书登上小船之日，就是躺上病榻之时：他随时都会漂走，去向她寻不到的地方。

外人很难想象，年近九十岁的杨绛，独自奔波于医院之间，既要承担照顾病人的劳作，又要忍受失去爱女的伤痛，中间经历了怎样的折磨。大概是痛到极致的人，才会把刺穿她灵魂的苦痛，全然幻化成梦吧。

第三部分则摆脱了梦境，回忆起他们仨在一起的往事，成为实打实的生活。大概重温那些美好的往事时，杨绛才是真真切切地活着。她从赴英留学开始讲起，那是她与钱锺书新婚甜蜜的时刻。她的文字随着时光流淌，一直到他们三人舞台剧的落幕。

2003年，《我们仨》出版了。文字如杨绛以往的风格，平淡中蕴藏着无限深情。人读罢想要流泪，却不能放纵悲伤，只好长久地回味、遐想。杨绛在书后附了钱瑗病中写的五篇文章，算是帮女儿实现了心愿。

《我们仨》让无数读者动容，获得了那年十大好书（中文创作类）第一名。同年，中华文学人物的评选结果揭晓，杨绛全票获得“文学女士”称号，获得“文学先生”称号的是巴金。评委会主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张炯说，“文学先生”与“文学女士”的称号是对作家全面的考量，除了文学成就，对其人品的评判也是必不可少的指标。

200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杨绛文集》，包含她的主要创作和翻译作品。这是迄今汇集杨绛先生作品以及图片最为完整的作品集。杨绛为这部作品集作了序，总结了自己的创作生命：

我不是专业作家；文集里的全部作品都是随遇而作。我只是一个业余作者。

早年的几篇散文和小说，是我在清华上学时课堂上的作业，或在牛津进修时的读书偶得。回国后在沦陷的上海生活，迫于生计，为家中柴米油盐，写了几个剧本。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先在上海当教师；解放战争胜利后，我在清华大学当教师，业余写短篇小说和散文，偶尔翻译。“洗澡”（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后，我调入文学研究所做研究工作，就写学术论文；写论文屡犯错误，就做翻译工作，附带写小量必要的论文。翻译工作勤查字典，伤目力，我为了保养眼睛，就“闭着眼睛工作”，写短篇小说。一九七九年社科院近代史所因我父亲是反清革命运动的“人物之一”，嘱我写文章讲讲我父亲的某些观点。我写了《一份资料》。胡乔木同志调去审阅后，建议我将题目改为《回忆我的父亲》；我随后又写了另一篇回忆。我又曾记过钱的往事，但不是我的回忆而是他本人的回忆。我就在研究和写学术论文的同时，兼写小说和散文，还写了一部长篇小说。一九八七年退休后，我就随意写文章。钱去世后，我整理他的遗稿，又翻译了一部作品，随事即兴，又写了长长短短各式各样的散文十来篇。

全部文章，经整理，去掉了一部分，把留下的部分粗粗分门别类。一半是翻译，一半是创作。创作包括戏剧、小说和散文。散文又有抒情、写意、记事、记人、论学、评书等。文章既是“随遇而作”，按时期编排较为方便。

不及格的作品，改不好的作品，全部删弃。文章扬人之恶，也删。因为可恶的行为固然应该“鸣鼓而攻”，但一经揭发，当事者反复掩饰，足证“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我待人还当谨守忠恕之道。被逼而写的文章，尽管句句都是大实话，也删。有“一得”可取，虽属小文，我也留下了。

我当初选读文科，是有志遍读中外好小说，悟得创作小说的艺术，并助我写出好小说。但我年近八十，才写出一部不够长的长篇小说；年过八十，毁去了已写成的二十章长篇小说，决意不写小说。

至于创作小说的艺术，虽然我读过的小说不算少，却未敢写出正式文章，只在学术论文里，谈到些零星的心得。

我写的小说，除了第一篇清华作业，有两个人物是现成的，末一篇短篇小说里，也有一个人物是现成的，可对号入座，其余各篇的人物和故事，纯属虚构，不抄袭任何真人实事。曾推许我写小说能无中生有。的确，我写的小说，各色人物都由我头脑里孕育出来，故事由人物自然构成。有几个短篇我曾再三改写。

她一直对钱瑗坎坷的人生“意难平”，惋惜又自责。钱瑗像一个符号，代表了一代人并不顺遂的命运，引来许多人的共鸣。钱瑗周围的亲朋好友亦有此感。2005年，杨绛与钱瑗继子、继女、师长学生、同事好友合著的《我们的钱瑗》出版。在书中，人们不仅能看到钱瑗，似乎也能看到千千万万善良勤劳的人在时代的挤压与波澜中求生与放逐。

2007年，《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出版了。这本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写这位年近百岁的老人对生老病死的思考、对人本质的探索、对命运的追问与体悟，第二部分则是对钱锺书之前的著作《写在人生边上》中一些问题的注释。

这是杨绛在世时出版的最后一本书。但此后她一直没有停止写作。

杨绛晚年的创作，大多是“向内的”精神探索，或回归往昔，或深入灵魂。周国平评价她晚年的文章时说：“这位可敬可爱的老人，我分明看见她在细心地为她的灵魂清点行囊，为了让这颗灵魂带着全部最宝贵的收获平静地上路。”

二

北京三里河那一带的寓所，只有一户没封阳台，那便是杨绛家。她与钱锺书都喜欢看窗外的一片蓝天，钱锺书走后，她一直保留着这个爱好。

寓所的房间依然是光秃秃的地板配白灰墙，朴素、干净；墙壁上挂着“二分湖水三分竹，九日春阴一日晴”的对联；客厅也是以前那个样子，家具也没有搬动；墙壁上挂着“我们仨”的合影，钱锺书与钱瑗都笑盈盈的，好像都还在，只是出远门去了。

但杨绛此时是一个人。她与阿姨一同住，帮忙整理钱锺书笔记的莫宜佳也常在。三人吃饭时就聚在一起，开开心心聊天，饭后就各自做各自的工作。失去了挚爱的杨绛，展现在人面前的样子依然优雅、从容，没有颓态。她一辈子整齐干净，哪怕过了一百岁也是如此，总是穿着利落，清清爽爽。

钱锺书的堂弟钱锺鲁的妻子陈霞清常去看她。陈霞清每次去前都要与阿姨约定见面时间，因为堂嫂要打扮好后才见人。陈霞清很佩服堂嫂，因为她穿的衣服全是半新不旧的，但特别有气派。看来“腹有诗书气自华”是有道理的，人的精气神在骨不在皮，更不在裹着肉身的那层衣服里。

钱锺书去世后，费孝通放心不下杨绛，去看过她。年轻时神采飞扬的两个人，现在都已白发苍苍。几十年白云苍狗，如弹指一瞬，又像是一场梦。费孝通没忘记他们相伴读书的日子，杨绛虽也珍惜，但从不后悔自己的选择。杨绛与他叙话，送他出门，对他说：“楼梯不好走，你以后就不要知难而上了。”

她记得钱锺书对她的嘱咐，一直好好生活。晚年间，她吃得很清淡，常买大棒骨来熬汤，用汤煮木耳吃。她睡眠不好，在最悲伤的日子里，常需借助大把大把的安眠药才能睡着。后来她适应了睡得少的生活，每天凌晨一点半睡，早上六点半就起了。

她坚持锻炼身体，每天不仅要练大雁功，还要走路。她手里握上七支铅笔，在房间里来回走，每走一千步就放下一支铅笔，直到把七支铅笔全放下为止。天气好的时候，她也会下楼散散步。邻居见她身体硬朗，说她能活到一百二十岁。她笑着摇摇头说：“不，那样太苦了。”

2001年7月，杨绛九十岁生日。她不想张扬，就在清华校园招待所里住了一周，每天在校园里转转，散散步。其间，她只与很少几个亲友在一起吃了面条和一个小蛋糕。她坚持自己花钱，说自己生日，要请大家吃饭。

同年9月，她又回到挚爱的清华，宣布把钱锺书与她全部的稿酬版税，包括今后的版税捐赠给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励基金，扶助那些好读书且能好好读书的贫寒子弟顺利完成学业。当年上半年，他们的稿费就达到七十二万元，杨绛悉数捐出。

捐赠会上，她的善举引来一片喝彩。清华大学的代表将印有“功存教育，义声长孚”的荣誉证书颁给了这位九十岁的老先生。杨绛起身讲话：“这次是我一个人代表三个人说话，代表我自己、已经去世的钱锺书和女儿钱瑗。期望得奖学金的学生，永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清华校训，起于自强不息，终于厚德载物，一生努力实践之。”讲话最后，杨绛先生说：“谢谢清华大学帮助我实现了我们一家三口人的心愿。”

2011年，她过百岁生日。大家无论如何也想帮她庆祝，她只温和地说：“天太热，你们在家替我吃一碗寿面，别麻烦大家了。”

朋友们建议她借百岁生日，与读者做一次交流。她考虑过后，选择接受《文汇报》的笔谈专访请求。在这次笔谈中，她谈到家庭对自己的教育，谈到钱锺书，谈到翻译和写作，谈到隐忍与信仰。整个谈话充满了百岁老人的智慧与大度，却无半分暮气。在笔谈结尾，杨绛说：“我今年一百岁，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往前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很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污的污秽回家。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

2013年，已经一百零二岁的杨绛又打起了官司，这次是因钱锺书手信拍卖案。5月份，有媒体报道，一批总量逾百件的钱锺书、杨绛信札手稿藏品，将于6月22日在北京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

这家公司拍卖的藏品包括六十六封钱锺书书信和《也是集》手稿、十二封杨绛书信和《干校六记》手稿、六封钱瑗书信等，主体是钱锺书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与时任香港《广角镜》杂志社总编辑李国强的书信往来，其中涉及不少对历史和学人的评判。

获悉此消息后，杨绛立即给李国强打去电话质问：“我当初给你书稿，只是留作纪念。通信往来是私人之间的事，你为什么要把它们公开？”

杨绛随后又发出声明，坚决反对拍卖，称如果拍卖如期进行，她将诉诸法律。北京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被迫停止了拍卖。杨绛以侵害著作权、个人隐私权为由，将该公司告上法院。

2014年2月，北京二中院判决中贸圣佳公司停止侵害涉案书信手稿著作权行为，赔偿十万元经济损失；中贸圣佳公司、李国强停止侵害隐私权的行为，共支付十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就其涉案侵权行为向杨绛先生公开赔礼道歉。

杨绛维权初胜，但被告中贸圣佳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4年4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了被告请求，做出了维持原判的决定。

一百多岁的杨绛，再次讨回了公道。

三

杨绛的听力越来越差了。朋友和晚辈们来拜访她，谈的话她一句都听不见。后来他们想了主意，每次来看杨老都带纸笔，争取与她笔谈。杨绛听力不好，头脑却是清晰。她总是笑眯眯的，温柔地写下一行又一行字。有次他们谈得精彩，一个晚辈就想将笔谈用的笔记本要回去做纪念，杨绛紧紧抱着笔记本，笑哈哈地说：“不给，这是我的！”仿佛像个孩子。

就在大家期待杨绛可以一直这样过下去，至少活到一百一十岁时，杨绛的身体出现了问题。

早在钱锺书生病时，杨绛便觉得消化不好，头晕，晕的时候天旋地转，不能睁眼，不能吃东西，不能动，只能闭目休息。她对钱锺书说，她觉得自己像一杯水，杯子在旋转，水就随着旋转，坐着不觉得，走路如同踩着云雾，飘飘浮浮。一旦有汽车来，她就随风欲倒，她要马上揪着钱锺书。钱锺书也不知道这是什么道理。后来经过检查，杨绛才知道自己得了冠心病，左心室肥厚，主动脉硬化，还有高血压。

2011年，她被查出心力衰竭，但她并不怎么在意。钱瑗和钱锺书走后，她活得节制，却一直“视死如归”。至于自己的生命，她已然觉得圆满，再无遗憾。

2016年5月25日凌晨1时10分，杨绛睡去了，终年一百零五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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