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革”爆发，钱、杨二人被先后下放到河南息县，1972年3月才返回北京。回北京之后，钱锺书与杨绛夫妇先是住在下干校前住的干面胡同学部宿舍，后来钱锺书与杨绛向组织递了申请，开始“流亡”生涯。
他们“流亡”的第一站便是钱瑗在北师大的集体宿舍。这宿舍是钱瑗读书时住的，此时空着。钱瑗与两个同事原本午饭后会在这里休息，后来因为房间朝北，实在阴冷，便只剩钱瑗一人住。
钱锺书与杨绛搬家搬得匆忙，家具更是少得可怜。宿舍里的左邻右舍听说钱瑗的爸爸妈妈来了，都出来迎接。他们同情钱家的遭遇，纷纷从家里找出被褥、锅碗瓢盆甚至油盐酱醋接济杨绛。
钱瑗平日忙碌，并无时间整理宿舍。杨绛推门而入，只见房间又乱又潮湿，东西两墙沿墙各摆着三张上下铺的单人床，中间对拼四张书桌，床下杂物堆得乱七八糟，书桌上满是灰尘。杨绛花了大半天，又是整理又是打扫，还在走廊生起煤炉，把钱瑗从食堂带回来的饭菜回了锅。一家人在简陋的宿舍吃了顿简单的饭，心上却是无比温暖。
钱锺书体弱，北向房间阴冷的风将他冻得生了病。钱瑗一个同事听说了，便将自己教职员宿舍的两间房腾出来，让给他们一家住。
一家人匆匆搬家。钱锺书看杨绛辛苦，便想帮忙。他多年“笨手笨脚”的毛病还在，扫积灰时扫把扇起一阵尘土，他一下吸了个饱。他感冒未好，体质又差，由此引发了哮喘，打针吃药都不见好，直喘得上气不接下气。一天下午，钱锺书呼吸急促，情况凶险，一群人急急将他送到医院。医院抢救了近四个小时，终于将他救了回来。
这次事故之后，钱锺书由于大脑缺氧留下了短暂的后遗症：手脚活动不灵活，口齿不清。好在后遗症并没有持续多久。
夫妻二人在职工宿舍度过寒冬后，便不好意思继续占着别人的房子。他们去文学所军宣队求了一间堆杂物的办公室，打算暂时住在那里。学部的年轻人很热情，相约着把办公室打扫得清清爽爽。夫妻二人很感激。这间办公室距离资料室近，为钱锺书撰写《管锥篇》、杨绛翻译《堂吉诃德》提供了不少便利。两部著作正是在这里完成。
他们在办公室住得舒服，便有了在这里终老的想法。房里要点煤球炉，杨绛就买了好些蜂窝煤，整整齐齐地码在走廊下。有人提醒她不要买这么多，她没能猜到那人话中的意思。
1977年1月，学部的办事员忽然给了她一串钥匙，叫她坐着学部的汽车，到三里河去看房子。三里河有国务院新盖的宿舍，他们在那里得了一套新居。杨绛不明就里，办事员对她说：“如有人问，你就说‘因为你住办公室’。”
杨绛和钱瑗一起去看了房子。这套房一共有四个房间，一间是他们夫妇的房间，一间留给钱瑗住，一间是书房，最后一间作饭厅。朋友们得知消息，很是开心，一齐张罗着把夫妻二人办公室里的连同干面胡同旧居里的家具一股脑搬到了新房。至于这套房从何而来，钱锺书与杨绛猜测了许久，怀疑这个怀疑那个，终究觉得不可能。何其芳夫妇常来看他们，但对房子来由并不知情。胡乔木也常来，但从不提房子的事。直到10月份，胡乔木见阿姨在走廊支了张床睡，便问他们：“房子够住了吗？”钱锺书与杨绛这才知道，胡乔木就是那个幕后的好心人。
杨绛很感激，答道：“始愿不及此。”
其实阿姨本有饭厅可以睡，但嫌夫妻俩去饭厅倒开水吵，便不愿去住。杨绛把开水瓶挪到卧室，阿姨便搬回饭厅住了。
迁居后，杨绛看邻居邹家华经常在松树下做大雁功，觉得神奇，便主动师从他练功。邹家华很大方，送她一本杨梅老太太写的《大雁功》，认认真真教她练。她很认真，每练功必大汗淋漓，很快就学会了。钱锺书笑她，她便拉钱锺书一起练。钱锺书也很快学会，两人一起练得起劲。大雁功功效了得，杨绛觉得不错，坚持练了很长时间。
后来钱瑗从英国带回两辆脚踏健身车，夫妻二人便每天踩十五分钟健身车，权当锻炼。他们保持着散步的习惯，只要天气晴好，便会一起下楼走上一二十分钟。
杨绛觉得自己的字写得不好，总是坚持练字，直到晚年也不放弃。她年轻的“小朋友”们曾感叹先生练习之认真，杨绛答：“她们书法都天生好，唯我独劣。但我从1930年坚持至今，字又那么糟，很有恒心了。”钱锺书的字好，杨绛便请他当教员，钱锺书欣然应允。他向杨绛提要求：学生必须每天交作业，由他评分，过后要改正。
老师批改作业果然认真。学生写得好的，他便用红笔画个圈；写得不好的，便画个杠。杨绛嫌他画的圈不够圆，找到一支笔管，让他蘸着印泥在写得好的地方打个标记。钱锺书知道她想多挣几个红圈儿，便故意逗她，找更多运笔差的地方打杠。杨绛并不气恼，反倒对老师的批注更加重视。
二
1977年，学部撤销，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1978年，《管锥篇》出版。1982年，钱锺书出任社科院副院长。世事变化，杨绛仍旧在以前的岗位“一动不动”，这正应了钱锺书早些年的判断。她似乎仍然是个零。但改革开放后，杨绛不再遁于翻译，开始重新拾笔创作散文、小说以及文论。她的生命似乎复燃了。
1977年，根据原文重译的《小癞子》定稿后，杨绛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创作小说，先后写出了《大笑话》《玉人》《鬼》《事业》等作品。钱锺书给女儿写信时调侃道：“得信，之又大作论文，盖与汝母之大作小说，皆肚里有货之证；若我则搜索枯肠，不成片段。德谚嘲空腹所谓‘既无臭屎，亦无孩子’。”
《大笑话》颇有《小阳春》的风格，讲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北京高级知识分子太太之间的荒唐消遣。故事发生在一个叫平旦学社的学术机构。周逸群是民法学家林子瑜的太太，她与年轻大夫赵守恒有扯不清道不明的暧昧关系。后来赵守恒与副社长太太朱丽勾搭在了一起，周逸群愤恨不平，一心报复。她想到了生物研究室已故王世骏博士的遗孀陈倩。陈倩年轻漂亮，招人喜欢，周逸群便打算将她从上海请来介绍给赵守恒，以拆散他与朱丽。周逸群与其他几位太太一道策划了如何介绍陈倩来北京，又串通了王博士远在上海的姐姐，叫陈倩到北京来取走王博士的生物切片，处理他留下来的家具。
陈倩是个单纯律己的人，洁身自好、积极向上。因为家里还有生病的父亲，她一直在上海一所女中做秘书，挣钱养家。她在北京办完事后想回上海，周逸群却夺下她的车票，非要留她多住几日。几个太太像审犯人似的，将陈倩盘问了个底朝天。赵守恒果然欣赏陈倩，希望在聚会上再见她一次。朱丽发现后，故意缠住赵守恒不让他赴宴。
周逸群的丈夫林子瑜将一切看在眼里。他欣赏陈倩温文尔雅、知书达理，对老婆和那些太太的行为很是反感。他一心想帮陈倩，不让她上当受骗。陈倩也觉得林子瑜和蔼可亲，是真正了解自己的人。她看了林子瑜的民法讲稿，对他的欣赏更进了一步，两人经常聚在一起谈天。
朱丽发现二人关系亲近，大喜过望，想方设法制造林子瑜与陈倩的奸情。她知道周逸群进城，便故意给陈倩留了落款周逸群的字条，请陈倩去卧室详谈。陈倩匆匆去见周逸群，却只看到穿着睡衣的林子瑜。二人知道中计，陈倩忙从正门出去，却“正巧”撞到学社的一群太太。
第二天，学社流传着一个“大笑话”：要抢别人的情人，结果输掉了自己的丈夫！
陈倩听说了这个“大笑话”，决定马上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她去平日与自己交好的太太家辞行，未进门时，听得客厅里欢声笑语、热闹非凡，她一露面，瞬间鸦雀无声。她告辞后刚刚转身出门，客厅里立马哄堂大笑。笑声像大炮一样追着她，直追到火车站。直到上了车，陈倩仿佛还听到耳朵里有人在喊：“大笑话！大笑话！大笑话！”
《大笑话》不仅写了高级知识分子太太们间无聊的交往，也展现了林子瑜与陈倩之间若有似无的感情。人遇知己而不得，错过误终身。喧闹荒唐之后，留下的是悠长不断的淡淡哀伤。与早年的《小阳春》相比，杨绛的笔触少了细腻，多了些许岁月沉淀磨砺后的大气；但在情节上，《大笑话》更多了几分曲径通幽的故事性与戏剧性。钱锺书认为，这是1949年后杨绛写得最好的一篇小说。
《事业》是以振华女校校长王季玉先生为原型创作的一部小说。王季玉校长早年留学，回国后一心投入教育事业，奋斗终生，一生未婚。季玉先生的意志力一直鼓励着杨绛。杨绛在做振华女校校长时，从季玉校长那里学了许多处理具体事务的技巧和方法，令她终身受益。但既然写的是小说，便有许多艺术的想象与创作的空间，《事业》中的主角终究不能全然等同于王季玉。
后来，杨绛将早些年的《璐璐，不用愁》连同《大笑话》《玉人》《鬼》《事业》集结成册，1982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洗澡》也是杨绛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很有代表性的作品。故事发生在“三反”运动期间，讲述了知识分子在运动中的精神变化，同时深刻反思了这场运动。1949年，“北平国学专修社”改名为“文学研究社”，各路人才纷至沓来，有1949年后仍留在国内的，有从英美法俄归来的，有解放区来的文艺干部，还有刚毕业大学生。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各怀心思，明争暗斗，将人性暴露无遗。
姚宓本是名牌大学教授之女，因家庭变故，只能到图书馆做管理员。她娴静深沉，聪颖有才华，引来有妇之夫许彦成的爱慕。许彦成与杜丽琳夫妇表面相敬如宾，实则话不投机，并无感情。姚宓与许彦成心意相通，却被许彦成的婚姻阻隔。杜丽琳则小心翼翼，不乱分寸，勉力维持婚姻。很快“三反”运动开始，每个人不得不从自己的小圈子里出来，接受当众“洗澡”，又不免都在风雨飘摇的年代为自己的前途忧心忡忡。
《杨绛论》作者胡河清曾评价说，《洗澡》是“中国文学中少有的一部以精神恋爱为题旨的小说”。杨绛写《洗澡》，实际上是她自己创作长篇小说的试验：“我没有写过长篇小说，只是看过很多，我有点手痒，所以过过瘾。”这部长篇小说分三部分，分别是洗澡的前因、过程以及结果。在《前言》中杨绛写道：“写知识分子改造，就得写出他们改造以前的面貌，否则从何改起呢？凭什么要改呢？改了没有呢？”
《洗澡》出版后大获成功，知识分子尤为偏爱这部小说。胡乔木赞赏道：“你写的几对夫妻身份都很合适。你是简·奥斯丁派，不是哈代派。”
著名文学家施蛰存也对《洗澡》中语言的运用赞不绝口：“语文纯洁，本来是读者对作品的最低要求。但近十年来，却已成为最高的要求，在一群三十岁左右的青年作家的作品中，要找一本像《洗澡》那样语文流利纯洁的作品恐怕很不容易了。”他甚至称她“运用对话，与曹雪芹有异曲同工之妙”，《洗澡》是“半部《红楼梦》加上半部《儒林外史》”。
除去小说，这一时期杨绛亦有《干校六记》《将饮茶》《杂忆与杂写》等散文集出版。《干校六记》发表于1981年，包括《下放记别》《凿井记劳》《学圃记闲》《“小趋”记情》《冒险记幸》《误传记妄》六篇散文，追忆她在干校时的所见所闻。杨绛的文风很温和，所思所叙大多是琐碎的生活与跳跃的情思。她的散文更是像她本人，充满克制与理性，却暗藏讽刺与幽默，平静的外壳下有着奔腾的热情涌动。钱锺书向来以“刻薄”著称，却对妻子赞赏有加：“杨绛的散文是天生的好，没人能学。”《干校六记》大获成功，被译成多国语言，传播甚广。1983年，英国《泰晤士报》在文学副刊上发表学者书评，称《干校六记》是“20世纪英译中国文学作品中最突出的一部”。
1979年冬，杨绛应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之邀，撰写了《回忆我的父亲》《回忆我的姑母》两篇文章，并在1985年以回忆两篇为题出版。两篇追忆文章一如杨绛往日风格，语言温和，内容细碎。她像很多普通人家的小女儿一样，追思父亲和姑母时，展现的都是些日常小事，很少有上纲上线的紧张。人在读这些文字时，丝毫不觉有压迫感，反倒像听朋友话家常一样亲切熨帖。到了1987年，杨绛将这两篇文章连同《孟婆茶》《记钱与〈围城〉》《丙午丁未年纪事—乌云与金边》《隐身衣》集结成册，以“将饮茶”为题出版。《将饮茶》中的“茶”便是指那碗孟婆茶了。这是一部追忆早年时光的散文集。从幼时的父亲、姑母，到抗战期间钱锺书写《围城》，再到“文革”期间的林林总总，仿佛汇成了杨绛的一生。
杨绛从未料到自己高寿。快到六十岁时，她便有了命不久矣的念头。这本《将饮茶》，大概是她对自己一生的总结吧。她出生于幸福美满的家庭，在父亲和家人的庇护下度过童年，又与充满“痴气”的钱锺书相伴，经历了最为低沉深刻的“文革”。但穷尽一生，她都只当自己是个零。她看透了人世社会不过像蛇阱，人人互相倾轧争相出头：“我们只求摆脱羁束，到处阅历，并不想为非作歹”要“消失于众人之中，如水珠包孕于海水之内，如细小的野花隐藏在草丛里。不求‘勿忘我’，不求‘赛牡丹’，安闲舒适，得其所哉。一个人不想攀高就不怕下跌，也不用倾轧排挤，可以保持天真，撑起自然，潜心一志完成自己能做的事。”她唯愿给自己披上隐身衣，不被眼下的苦恼绊住生命之光。
《杂忆与杂写》出版于1994年。这时她已年逾八十，这部集子完完全全写了旧事与回忆。在序中，杨绛写道：
我近来常想起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蓝德的几行诗：
“我双手烤着
“生命之火取暖；
“火萎了
“我也准备走了。”
因此我把抽屉里的稿子整理一下，汇成一集。
《杂忆与杂写》后来再版，直到2015年又有新版。其间，杨绛先生一直没有停止写作。新版较原版有删节，亦有增补。
此外，杨绛先生还撰写了不少文学评论文章。1979年出版的《春泥集》收录了她的六篇文论，分别是《堂吉诃德和〈堂吉诃德〉》《重读〈堂吉诃德〉》《论萨克雷〈名利场〉》《斐尔丁的小说理论》《艺术与克服困难—读〈红楼梦〉偶记》《李渔论戏剧结构》。1986年则有《关于小说》出版，收录了《事实—故事—真实》《旧书新解—读〈薛雷斯蒂娜〉》《有什么好？—读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补“五点文”—介绍〈吉尔·布拉斯〉》《砍余的“五点文”》。
改革开放后，杨绛的创作又到达了高峰时期，正印证了钱锺书“肚里有货”的评价。相较于“文革”前后的沉默，杨绛这一时期的表达显得尤为珍贵。不得不说，凡有人处便有政治。杨绛虽讨厌政治，但论起政治敏锐度，她是决不差的。
三
“**”结束后，他们夫妻俩也得以在中外学术界活动。1979年初，杨绛与钱锺书共同赴法。钱锺书转机到美国参加社科院派出的第一个访美代表团，杨绛则留在巴黎参加访法代表团。访法代表团以梅益为团长，涵盖社科院各科专业学者，目的是加强中法文化交流，考察学习西方先进学术成果。1983年，杨绛又随代表团到西班牙和英国做学术访问。两次访问给嗜书如命的杨绛带来极大的欢喜，她泡在几国博物馆、图书馆内，肆意阅读，再次尝到“饱蠹”的乐趣。因《堂吉诃德》的关系，西班牙人民尤其热切地欢迎杨绛，此行更是给了她无数启发。
杨绛不仅承担了将他国文化精髓“引进来”的任务，还承担了让祖国文化“走出去”的交流任务。他们三里河寓所的客厅里，曾吸引英、法、美、德、日、俄等多国学者驻足畅谈，也是许许多多年轻人爱去的地方。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一批电视工作者期望把《围城》拍成电视剧。孙雄飞等人依据小说改了剧本，专程登门咨询钱锺书与杨绛的意见。杨绛读罢剧本后谈道：“其实方鸿渐这个人心肠软，意志弱，略有才学，却不能干。他的性格是被动的，什么都不主动。他反抗了一下老太爷，被一骂，就不声不响地坐下来。”钱锺书附和道：“方鸿渐是个被动的主角。Things happen to him。”
两人仔仔细细谈了改编剧本的建议。杨绛思索片刻，写了张纸条递给他们：“《围城》的主要内涵：‘围在城里的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后来，这句话被打在了电视剧每集的开头。
他们三里河南沙沟的寓所，摆设很简朴：地板是光秃秃的黄木板，并没有铺地毯，进门左手边一间二十平米的客厅，兼了书房的功能；房中有五个中型书架并排摆着，一大一小两张书桌横着，占据了大部分空间。书架上堆满了书，贯穿古今中外，满满当当展示着主人嗜书的癖好；大书桌朝西，是钱锺书的，小书桌朝南，归杨绛用。房角有两张单人沙发，聊以待客。
来客有时拿他们打趣：“为什么两张书桌大小不一样呢？”
杨绛答：“他的名气大，当然用大的；我的名气小，只好用小的！”
钱锺书马上抗议：“这样说好像我在搞大男子主义，是因我的东西多嘛！”
杨绛笑着答：“对，对，他的来往信件比我多，需要用大书桌。”
钱锺书附和道：“是，每天要回数封信，都是口头道歉，谢绝来访。”
谢绝来客倒真真正正成了他们一项重要的工作。1990年，由《围城》改编的电视剧上映了。大众媒体力量惊人，钱锺书一下子成了明星，来访的人络绎不绝。钱锺书大概没想到，这部当年受杨绛走红刺激偶然写出的小说会红到如此地步。他惜时如金，越到暮年越觉得光阴似箭，一时一刻都不舍得耽误。他经常对写信或登门的读者表示歉意，劝他们别研究什么《围城》，或干脆答“无可奉告”。一位英国女士很欣赏《围城》，求见钱锺书。钱锺书在电话里跟人家讲：“假如你吃了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杨绛担心他冲撞人，又明白丈夫心思，便自愿当起“门神”：每有来客，必先由她接待；仔细了解对方来意后，她才喊钱锺书出来接待。
人生边缘
一
杨绛年轻时，曾听得母亲与父亲讨论谁先死的话题。母亲唐须嫈开着玩笑，坚持要走在杨荫杭后面。许多年过去，杨绛与钱锺书也走到了人生边缘，她也终于明白了母亲的一番苦心。
夫妻二人，爱得深的总想活得比爱人长一些。人世间的辛酸痛苦，独留一人的孤单，总不舍得交予爱人承担。
钱基博笃信命理，杨绛与钱锺书结婚时，他曾把儿子的命书郑重其事她交给儿媳。命书曰：“父猪母鼠，妻小一岁，命中注定。”钱锺书便信了这命书。命书又说：“六旬又八载，一去料不返，夕阳西下数已终。”照此说来，钱锺书活不过六十八岁。
钱锺书向来记不得自己生日。1978年他刚好六十八岁，忽然问起杨绛：“我哪年死？”杨绛随便哄他说：“还有几年。”他便把这事忘了，又整整多活了二十年。
杨绛催促钱锺书把他的《诗存》选定：“你我都已似风烛草露，应自定诗集，免得俗本传讹。”钱锺书深以为然。他改完诗，杨绛就为他抄下来。《槐聚诗存》整理完后，钱锺书很高兴，拉着杨绛的手说：“你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又开开心心对杨绛说：“咱们就这样再同过十年。”杨绛想都未想，脱口而出：“你好贪心啊！我没有看得那么远，三年五年就够长的了。”钱锺书听了，黯然伤神，默默退到起居室的躺椅里，不再作声。杨绛懊悔不已，总觉得是自己这话让钱锺书愁出了病。
其实她自责过了分。钱锺书与她年事已高，身体早就不似年轻时健康。杨绛常说：“年纪大了，别看咱们外表挺结实，其实是红木家具。你知道红木家具吗？那是一种用胶水粘起来的家具，摆在那里挺好看的，就是不能搬动。”
1994年，钱锺书发烧住院。医生查出他**有癌变，切除手术中又发现他右肾萎缩坏死，便连同右肾一同摘掉。杨绛心里焦急，一步不离服侍左右，整整在医院住了五十多天。钱锺书病好出院，杨绛也摇摇晃晃快成纸做的了。
这次病愈不久，钱锺书又生病住院，先是感冒发烧，又发现**癌，术后并发急性肾功能衰竭，抢救持续了好几天。钱锺书全身插满管子进行血液透析，杨绛陪在身边，焦虑不已。
从此，钱锺书只能住在医院里。由于药物治疗的副作用，他不能正常地说话，但头脑依然清晰。由于牙床萎缩，他无法咀嚼，只能鼻饲进食。所谓鼻饲，就是将各种食材用料理机搅拌成泥，加上骨头汤，用管子从鼻孔输送进胃。
杨绛尝过医院为病人提供的匀浆，发现有猪肝和豆粉的味道，便问医生：“你不是说他不该吃豆粉吗？”医生有些不耐烦：“你不怕烦，就自己做吧。”
杨绛是不舍得钱锺书受委屈的。从那之后，她每天上午到医院看他，下午回家做鼻饲匀浆。她做得很细致，鸡胸肉要剔得一根筋也没有。但她十分疲惫，曾给友人写信说：“我实在太疲劳了，不得不要女儿代我送去，让我休息几天。但我女儿工作极忙，我又心疼我女儿。”实在累的时候，她也请过别人帮做菜泥。但鱼泥中不能有刺，小小的刺也可能堵住鼻饲管，她不放心别人做，定要亲自动手的。
可杨绛终究是八十岁的老人了，如此劳心劳力，她很快便觉得身体扛不住。亲朋好友甚至大夫都劝她回家休息，她不肯，说：“锺书在哪儿，哪儿就是我的家。”有次她身体实在受不住，就在医院为钱锺书寻了得力能干的护工，她暂且可以缓缓。
有次护工请假，杨绛便留在医院陪护。钱锺书见妻子晚上也能留下，开心地笑了。杨绛却笑不出来，因为要时刻留意丈夫身上的管子。管子插在身上难受，钱锺书睡着后，会不由自主去拔。杨绛为了按住他的手，一夜没睡，第二天瘫倒在病床边，经了抢救才缓过劲来。
钱锺书病到后期，说话越来越不清晰，气息也愈发弱了。杨绛心疼他，便不让他再说话。她拉着丈夫的手，娓娓讲述新近发生的趣事，或是追述二人往年的时光。大多数时候，他们都用无锡话交谈，有时也用英文。后来钱锺书听力渐差，杨绛就附在他耳边，轻声宽慰他。
二
父亲重病，钱瑗焦急万分。她从西石槽的婆家搬到三里河来住，周末才回婆家。每次见到爸爸妈妈，她都会兴冲冲分享新鲜见闻，逗爸爸妈妈开心。为了让二老有食欲，她一道菜要看三个菜谱，就是为了做几道时兴菜肴。她还专买了烤箱，精心为爸爸妈妈烤各种鲜嫩的肉，然后可怜巴巴地看他们吃。有时钱锺书勉力吃了点，或者杨绛虽没胃口，也吃了一些，钱瑗就会高兴得不得了，一个劲说：“谢谢爸爸！谢谢妈妈！”
但她工作实在太忙了，每周只能去医院一两次。她也没有足够多的时间陪在医院，每次去看爸爸，都要比妈妈早退一个小时。钱锺书很喜欢女儿陪，有时女儿早离开个几分钟，钱锺书就会生气说：“没到时间呢！”再过几分钟，他就挥挥手说：“走吧。”他不用看表，时间算得全然准，钱瑗因此经常喊爸爸“灵童”。
钱瑗是个有才情的人，自小就被祖父贴上了“钱家唯一读书种子”的标签。她多才多艺，不仅功课不用父母担心，还弹得一手好钢琴、画得一手好画。钱瑗像爸爸妈妈，刻苦、自律，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又像外公和祖父，刚正有骨气，热爱教书。她性格很好，大家都喜欢与她交朋友，所以她消息灵通。每次回家，她都把外面听来的“新闻”讲给爸爸妈妈，常令他们耳目一新。即便抛却女儿这个身份，钱锺书与杨绛也十分喜爱这个孩子。她晓得妈妈持家不易，待妈妈很温柔，非常听话；对待爸爸，则一直以“哥们儿”的方式相处。
钱瑗原学的是俄语，留校后也是在俄语系做教师，1966年才改学英语。好在她家学渊厚，聪明勤奋，很快适应了英语的语言规律，转入英文系。1978年“**”结束后，国家组织了第一次公派出国，钱瑗也参加了赴英国留学的选拔考试。她觉得自己没多大把握，因为别人都已经准备了一年多，她仅仅因为有人放弃名额才补上。但她还是通过了考试，还取得了挺不错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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