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史》是编辑相关断代史著撰成的再生作品，历代对它褒贬参半，评论集中点在于史料处理和家传体例是否得当，褒扬最多处是追求统一。历史现象是多变的，编撰过程是漫长的，因此历史著作会融入参与编撰者的多重主题思想。《北史》是李大师与李延寿父子积数十年接力编撰而成的史学巨著，由于两代人的历史背景不同，对于历史现象关注的重点有所区别，追求的目标就会有差异，各自为该书注入的主题思想难相一致，这是《北史》问世后受到莫衷一是评论的潜在原因。李大师身处隋末大动乱时代，内心追求安定的政治局面，因此将统一确定为《北史》的主题思想。李延寿将淝水之战至隋朝动乱之间出现的各政权视为有机联系的整体，框定为北朝历史系统，这样的框定便于揭示中华社会从分裂逐步走向统一的曲折轨迹，体现了唐初结束战乱的政治目标，也为后世研究者探索中华各民族从分裂趋向融合的发展规律奠定基础，从而客观地确立了北朝的历史地位。
李延寿虽然没有违背父亲的宗旨，却将父亲设定的编年体例改变为家传体例，以便在《北史》中融入颂扬门阀士族的主题思想。这是统一已经实现有年，李延寿尤其关注在初唐得势的陇西世家的缘故。幸而北朝历史系统是宽广的，包含的内容是宏富的，所以并不影响两代人的主题思想并存于《北史》。不料《北史》问世之时，门阀士族衰落而庶族官僚骤然兴起，李延寿的主题思想也过时了。然而，作为门阀士族基础的宗族依旧遍存于中华大地，并与中华社会相适应而绵延流长。由于运用家传的体例编撰《北史》，生动展现了众多在颠沛流离之中顽强发展的宗族，凸显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族人民面临战乱动**局面而能以宗族为纽带得以传承不息的现象，后世的读者不但能清晰感悟到北朝历史传统的时代特征，而且便于从大量的例证中考察宗族发展的规律，进而发现宗族组织在延续中华民族血缘和发展中华民族文化上至关重要的意义。
在战乱状态下，面对复杂的民族关系，基层的个体家庭乃至家族都是十分脆弱的，高踞上层的朝廷也是不断更替的，处于中层的宗族却能坚持生存和发展。不少宗族能屡经曲折而久不断绝，更有文化世家不断繁衍十余代乃至几十代，例如李延寿的宗族，又如传续至今七十余代的曲阜孔氏。当然，多数宗族的命运总是沉浮不定的。就像编织绳索的纤维，纤维再长亦有断裂之时。然而，由纤维编织的绳索却与单根的纤维不同，它经不断编织而能漫长地延展下去，并且越经外力捆拧，反而越是牢固。中华民族由无数大大小小的宗族组成，就像用众多纤维编织成的绳索，越是压抑就越是团结。所以，尽管各个宗族的命运有长有短，但是中华民族的整体却繁衍不断，中华文明必定长存不衰。中华民族及其传统文化虽久经磨难而能弥坚持久，就在于其社会之中宗族组织发挥着坚固凝聚和接力相续的作用。
由此看来，以姓为类而将众多家传融于一炉的编撰体例，恰恰是符合客观规律的方式。不过，普遍展现宗族与特别突出陇西世家大族之间是有区别的，前者反映共性，是表述北朝历史系统而产生的客观效果；后者体现个性，是李延寿刻意追求的主题思想。好在北朝历史系统是宏富的，二者可以相容在《北史》一体之中。具体地讲，采用家传体例以广泛表述众多宗族，客观上体现了作者卓越的史识；特设《序传》以整卷篇幅弘扬陇西李氏，则出于作者的主观意图。不仅如此，最初李大师追求统一的主题思想也未被排斥在外。客观史实与主题思想相得益彰，既彰显《北史》永葆的价值，又映衬李氏优良的家学文风。
李延寿的思想传统却又敏锐，文笔简洁而且到位，蕴含着家学厚实的素养。自从汉族中央集权统治被战乱摧毁之后，由朝廷掌管的文化设施和学校便屡遭劫掠，原本由太学博士承传典章与文化的官学途径中断，代之而行的是在宗族内世代传承文化的形式，因此提倡家学成为社会流行的现象。于是，家学随从宗族的迁徙而播撒于更广泛的地区，从而推动文化的普遍交流与融合。那么，陇西李氏的家学是什么呢？简而言之，它既是政治学，也是社会学，最终是历史学。首先是政治学，其营养汲取于从李暠到李宝的施政体会和从李沖到李韶的参政经验，这些生动的体会和具体的经验能够令人养成辨析宏观发展趋势的能力；其次是社会学，陇西李氏先辈的亲身体验以及耳闻目睹的其他宗族的实践活动，潜移默化地熏染着李氏子弟的感性认识，从丰富的感性认识中能够提炼出具有前瞻性的理性认识；最终是历史学，完成史著的重任应时地落到李延寿的肩上，他运用卓越的史识将包含自家在内的众多宗族的运动轨迹从前人积累的文献中提炼出来，粘连成线，铺展成面，删节成体，归纳成书，得以流传于世。从政治学经社会学发展到历史学，这就是陇西李氏的家学，其理性认识的结晶便是《北史》，同时还有《南史》。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5期。
[1] 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历史研究》编辑部与江西师范大学合办的第九届历史学前沿论坛论文；受到澳门大学研究委员会基金科研基金项目“The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on the overseas editions of the Twenty-Four Historie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database of the Twenty-Four Histor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Macau”（MYRG2014—00066—FSS）的资助。
[2] 《魏书》卷79《鹿悆传》，1764页。
[3] （唐）令狐德棻等：《周书》卷42《柳霞传》，766～767页，北京，中华书局，1971。
[4] （唐）李延寿：《北史》卷46《鹿悆传》、卷70《柳霞传》，1704、2441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5] 《北史》卷100《序传》，3344～3345页。
[6] 《北史》卷100《校勘记》[56]指出实为233年（3351页）。
[7] 关于北朝的概念，在此后发表的《南朝、北朝与南北朝——兼论中国古代史学科术语的时空界定问题》之中有更详细的阐述，该文也已辑录于本书。
[8] （北宋）司马光：《传家集》卷63《贻刘道原》，90页，《文津阁四库全书》1098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9] 《资治通鉴》中这样的称谓始自卷156《梁纪》中大通六年十月条。该条称，“魏宇文泰进军攻潼关……东魏行台薛脩义等渡河据杨氏壁”，此条之后的文字皆依从此例。（《资治通鉴》，4855页）
[10] 《资治通鉴》卷108《晋纪》，太元二十一年七月条胡三省注，3429页。
[11]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1页，北京，中华书局，1963。
[12]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2页。
[13]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41～42页。
[14]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2页。
[15]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15页。
[16]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41页。
[17] 《北史》卷100《序传》，3344页。
[18] （唐）王溥：《唐会要》卷63，109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元人马端临称“《序》今阙”（《文献通考》卷192《经籍考》，558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19] （唐）刘知幾：《史通》卷1《六家》，1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20] 司马光：《传家集》，580页。
[21] 《新唐书》卷102《李延寿传》，3986页。
[22]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34，3205页，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
[23] （明）冯梦祯：《重刻〈北史〉跋》，1页，明朝南京国子监刻本，现庋藏于中山大学图书馆。
[24] （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53，《新唐书》过誉南北史条，479～48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
[25] 《北史》卷100《序传》，3344页。
[26] （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410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
[27] 高敏：《南北史考索》，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
[28] 瞿林东：《〈南史〉和〈北史〉》，54、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29] 《魏书》卷35《崔浩传》，815页。
[30] 周一良：《关于崔浩国史之狱》，《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4期，113～12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31] 《北史》卷100《序传》，3343页。
[32] 《北史》卷100《序传》，3341～3343页。
[33] 《北史》卷100《序传》，3341～3343页；《新唐书》卷102《李延寿传》，3985～3986页。
[34] 谢保成：《隋唐五代史学》，9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35] 谢保成：《隋唐五代史学》，85页。
[36] 谢保成：《隋唐五代史学》，83页。
[37] 谢保成：《隋唐五代史学》，84页。
[38] 《四库全书总目》，409页。
[39] 谢保成：《隋唐五代史学》，84页。
[40] 《北史》卷33《李灵传附李显甫传》，1202页。
[41] 施和金：《北齐地理志》卷1《河北地区（上）》之五“赵州赵郡平棘县”条，80页，北京，中华书局，2008。
[42] 施和金：《北齐地理志》卷1《河北地区（上）》之五“赵州南赵郡广阿县”条，86～87页。
[43] 《北史》卷33《李灵传附李元忠传》，1202页。
[44] 《北史》卷33《李灵传附李元忠传》，1202～1203页。
[45] 《北史》卷33“史臣论”，1243页。
[46] 《北史》卷21《崔宏传》，770页。
[47] 《北史》卷21“史臣论”，798页。
[48] 《北史》卷21《崔宏传附崔宽传》，792页。
[49] 《旧唐书》卷73《李延寿传》，2600页；《新唐书》卷102《李延寿传》，3985页。
[50] 《北史》卷100《序传》，3314～3317页。
[51] 《北史》卷100《序传·李沖传》，3330页。
[52] 《北史》卷100《序传》，3318、3324、3338～3339页。
[53] 晋州治所在白马城，位于今山西省临汾市东北。参见施和金：《北齐地理志》卷2《河北地区（下）》三七“晋州平阳郡平阳县”条，229～231页。
[54] 《北史》卷100《序传·李超传》，3339～3341页。
[55] 《北史》卷21《崔宏传》，770页。
[56] 《北史》卷21《崔宏传附崔浩传》，790页。
[57] 《北史》卷100《序传·李晓传》，3339页。
[58] 《北史》卷33《李灵传附李元忠传》，1205页。
[59] 《北史》卷33《李灵传附李元忠传》，1203～1204页。
[60] 《北史》卷100《序传·李弇传》，3314页。
[61] 《北史》卷21《崔宏传》，770页。
[62] 《魏书》卷24《崔玄伯传》，621页。
[63] 《北史》卷33《李灵传附李元忠传》，1202页。
[64] 《战国策》（上）卷11《齐策四》“齐人有冯谖者”条，228页，（西汉）刘向集录，（南宋）姚宏、鲍彪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65] 《北史》卷33《李灵传附法行传》，1205页。
[66] 《北史》卷33《李灵传附李元忠传》，1202页。
[67] 《北史》卷33《李灵传附李搔传》，1205页。
[68] 《北史》卷21《崔宏传》，770页。
[69] 《北史》卷21《崔宏传附崔浩传》，776、787页。
[70] 《北史》卷100《序传》，3314页。
[71] 《北史》卷100《序传》，3314～3315页。
[72] 《北史》卷100《序传·李沖传》，3330页。
[73] 《北史》卷100《序传·李沖传》，3339页。
[74] 《北史》卷100《序传·李超传》，3340页。
[75] 《北史》卷100《序传·李超传》，3340页。
[76] 《北史》卷100《序传》，3322页。